年12月20日，周恩来在弥留之际，提出要见总理办公室副主任、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医院后，周恩来用微弱的声音嘱咐说，对那些在我们*最危险时期帮助过我们的人，千万不要忘记了！之后周恩来提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名字，其中就有已离世五年多、早已淹没在历史尘埃中的杨登瀛。
杨登瀛是谁？
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杨登瀛，本名鲍君甫，年出生于广东香山县前山白石村一户殷实家庭，18岁东渡日本，进入早稻田大学深造。杨登瀛具有精英素质，从早稻田大学毕业后，他进入大阪市日支经济通译社担任译员，同时为多家日本通讯社撰稿，年回国时，已是名副其实的日本通，对日本*界、经济、文化乃至民间风俗诸方面均了如指掌。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滩鱼龙混杂，是冒险家的乐园。杨登瀛回国来到上海滩后，很快显出了八面玲珑的特质。他先是在日本人办的基督教青年会做事，不断给日本通讯社撰稿，等到积累出一些名声，他的手脚便活泛起来，什么门都进，什么人都交，用老上海的话说，这是个兜得转的人，四面八方都吃得开。
年前后，杨登瀛因为经常到上海伊文思洋行书店买书，结识了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位朋友。此人名叫杨剑虹，青帮中人，当时是上海洋务工会的负责人。两人打上交道，一见如故，不是因为志同道合，而是因为他乡幸遇同乡人，两人都是广东人，都特别看重乡亲。
这一时期，除了与帮会人物杨剑虹打成一片，杨登瀛还利用教授日文的契机结识了中共*员陈养山。当时，陈养山在国民*中央交通局任职，主要负责将广州出版的大批进步书刊杂志，由广州运到上海再转运全国各地。
与陈养山相熟后，杨登瀛告诉对方，在日本时他就曾读过一些马列著作，对共产主义思想很感兴趣。陈养山觉得杨登瀛内心倾向进步，很有活动能力，便将他介绍给了中共上海某区*支部书记敖景象。敖景象对杨登瀛的历史背景和家庭情况进行考察后，认为可以争取，于是进一步介绍他认识了在上海活动的共产*人如沈雁冰、赵子昂、陈望道等人。
为了发展杨登瀛，陈养山曾问他，将来有什么打算？
杨登瀛的回答比较含蓄，他说，我是一个实际的人，希望能将路走宽，把事情做好，对得起朋友，不负机遇。
陈养山认为杨登瀛做人灵活，讲究义气，做朋友是可靠的，但要讲信仰，论同志，此人似乎又过于实际了些，需要仔细观察，慢慢影响。
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4·12”反革命*变，杨登瀛因为发表不满言论遭到逮捕，后经蔡元培等人保释才渡过此劫。出狱后，杨登瀛蛰居上海滩，表面上洗心革面，实际上是面子、里子分得更加清楚，整个人变得更为聪明圆滑了。
年年初，经历短暂下野的蒋介石强势复出，为了加强统治，他指令亲信陈立夫筹建“国民*中央组织部*务调查科”，即“中统”的前身。
陈立夫走马上任后，为了扩大CC系势力，在国共双方必争之地上海滩站稳脚跟，赢得主动，他授意心腹张道藩前去拉拢青帮力量，动员杨剑虹出面担任*务调查科采访股总干事以及驻沪特派员。
那一阶段，属于中统草创时期，杨剑虹入伙后所担任的职位虽不显眼，但权力极大，中统在上海滩要抓什么人，要杀什么人，几乎都由他决定。
有了杀伐权力，自然需要招兵买马，杨剑虹不由地想到了杨登瀛。他对杨登瀛说，现如今我是国民*中央组织部*务调查科的驻沪特派员，老弟头脑活，交际广，门路宽，在租界有不少朋友，如来帮我，必能干成一番大事。
杨登瀛意识到这是个机会，没有二话，当即答应给杨剑虹当副手。
然而，杨剑虹只看到了杨登瀛的能干仗义，却没意识到此人的精明“诡诈”。加入中统后，杨登瀛暗地找到陈养山，除了将中统在上海滩的反共计划全部说出外，还表示今后愿将所了解的内情全盘提供给我*作为参考。
杨登瀛此举究竟是出于进步正义，还是想谋求某种利益？
凭借对杨登瀛的了解，陈养山觉得两者兼而有之，至少可以借用，于是他将这一重要情报以及他与杨的关系报告给陈赓，建议同杨建立绝密的特情关系。
陈赓接到报告后，详细询问了杨登瀛的情况。陈养山说，通过我的观察了解，此人负有一定正义感，但讲究实际利益，如果使用得当，可能发挥相当效用。
陈赓将这些情况消化后，向中共中央常委、中共中央*委书记兼中共特委书记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给出的决策意见既谨慎又艺术，既然此人可以借用，那我们就拿出诚意，将他用好。但可用不代表可以完全信任，鉴于他的工作性质很重要，可能关系到我*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所以在借用的同时必须注意与他保持单线联系并做好掌控工作。
经过权衡，周恩来决定，由陈赓与此人建立单线联系，与此同时，陈养山应迅速从此人身边撤走，以防双线联系、横向联系导致工作风险。
年5月，陈赓化名王庸，约杨登瀛在霞飞路一家咖啡馆见面，秘洽如何建立联系，开展工作。
杨登瀛显得很诚恳，他首先谈到了与杨剑虹的关系，并且强调加入国民*调查科只是为了做一些事情，并不代表他的*治立场。
陈赓的回应很透彻，他说，我们完全理解你的为人和处境，支持你跟杨先生干调查科的工作，而且希望你同国民*上海市*部、淞沪警备司令部建立起联系，最好与公共租界、法租界巡捕房也能够搭上关系。
杨登瀛说，这不成问题。市*部和警备司令部我都有可靠的朋友，公共租界巡捕房*治部主任兰普逊与我的关系也相当好，王先生既然这样讲，今后我自然会更加用心和他们打交道，只是这些人向来讲究排场，一次请吃动辄就要花掉几十块光洋，其他的我不担心，只担心有时候手头紧，塌了台面。
听到这话，陈赓笑了笑，从衣兜里掏出一根早已准备好的金条。将金条推过去后，陈赓说，钱不是问题。这条*鱼你先拿去用，今后每个月我们会给你三百光洋，特别花费另当别论。
杨登瀛没有直接将金条收入囊中，他将目光从金条上移开，问了陈赓一个问题，如果我拿了你们的钱，今后杨剑虹要我搞你们的情报，这叫我怎么办才好？
这句话暴露了杨登瀛的本质，此人爱财，却也想取得问心无愧。另外，在他心底，两边取利的算盘是打得很响的。
陈赓是有备而来，他轻松地说，这个问题你尽管放心，今后我会不断向你提供我们的情报，我们*内的文件、传单、机关刊物，我也会定期叫人给你送来，绝不会使你为难。
这是除了钱财之外，杨登瀛想要的承诺。收下金条与承诺，他对陈赓表示，你们如此大度豁达，我心领了，今后我绝不会使你们失望！
就这样，杨登瀛正式确定了“双重间谍”的身份，从此成为我*在敌人特务机关中第一个反间谍关系。
这次见面之后，大约过了一个月，陈赓为了更稳健地掌控这条线，再次约见杨登瀛。陈赓对杨登瀛说，为了你的安全，同时显示你在上海滩的排场，我们会为你选派一名可靠的保镖，另外组织已经批准专门为你购置一部汽车。
陈赓此举是很有力道，很有艺术的。送上一部汽车是投其所好，安排一个保镖是近身监控，杨登瀛内心没有阴谋恶念，欣然接受之后，他除了感激，便是要尽力地证明自己至少是可以信赖的朋友。
此后的一段时间，得益于陈赓的默契配合，杨登瀛在上海滩愈发地风光，在中统那帮大佬眼中愈发地显眼。因为有经费支持，又有高档汽车支撑场面，陈立夫、张道藩等人来上海公干，杨登瀛每每跑前跑后，殷勤奉承，方方面面都显得吃得开，兜得转。在工作业绩上，杨登瀛更是能时不时地将有关共产*的情报摆到中统大佬的办公桌上，或者带队扑向共产*的某个联络点、交通站，这些情报虽然都是经过筛选无关紧要的情报，联络点、交通站也都是刻意制造出来的假现场，但拿来迷敌，表现杨登瀛的忠诚勤恳能干，则是恰到好处。
里外配合，积极营造，就是为了帮杨登瀛架设向上爬的梯子。
年下半年，杨登瀛顺着这道梯子如愿爬了上去。这一年八月，杨剑虹因为大吃黑钱，死于青帮内斗，两个月后，陈立夫、张道藩联袂推荐，说杨登瀛不同往昔，才堪大用，蒋介石于是签发命令，任命杨登瀛为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驻上海特派员。
这时，陈赓颇为艺高人大胆，经组织批准，他特意在上海北四川路大德里对面的过街楼上为杨登瀛设立了一个办事处，挂牌“国民*中央调查科驻沪办事处”，不可思议的是，这个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几乎全是共产*员，其中有两个重要角色，安娥担任杨登瀛的秘书，连德生继续担任杨登瀛的保镖。
历史有时候是很让人感慨的。
由共产*人操办起来的这个中统驻沪办事处，严酷地说它的内部没有统一的信仰，并不纯粹，其间充满了我*对杨登瀛的监控，甚至包括相互利用，但就是在这个气氛十分微妙的办事处里，杨登瀛却和安娥、连德生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这能说明什么？
杨登瀛未必是真正的革命者，他带着目的，为利益而来，却不妨碍去做共产*人可以信赖的朋友。
杨登瀛的确善于交朋友。
荣升权力甚大的中统驻沪特派员后，杨登瀛很会借势，一方面他利用“统”字招牌四处活动，极力与国民*上海**要人攀交情，交朋友；另一方面他又利用这些人脉笼络租界洋人，大打上海滩江湖义气牌······如此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久而久之，整个上海滩几乎没有他走不通的路，进不了的门。
举两个杨登瀛当年在租界“交朋友”的例子。
年8月，租界帮办谭绍良找杨登瀛帮忙，希望他打听一下两个失踪的手下是否被淞沪警备司令部关了起来。
杨登瀛于是登门拜访淞沪警备司令部的钱大钧，一问，果然有此事。
杨登瀛说，这两人是租界的人，租界有朋友托我帮忙，面子是要给的。
说着，杨登瀛将好处摆在了桌面上。
钱大钧笑笑说，小事一桩。
等到杨登瀛回到巡捕房，那两人已经放了回来。谭绍良奉英工部局之命，拿出大洋作为酬劳，杨登瀛一口回绝说，为朋友办事，怎能拿朋友钱，老兄把钱收回去。
杨登瀛爱财不假，却不一味钻钱眼，他知道什么时候要钱，什么时候得讲一个义字。
此后不久，英巡捕房显赫人物兰普逊请杨登瀛弄一份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印鉴式样，并说如果十分为难，并不勉强。
杨登瀛说，这不是大事，也不是难事。之后他通过警备司令部副官处长茅乃功，把司令部和所属各处的印鉴式样全都搞到了。
兰普逊拿到这些印鉴式样，立刻体会到了什么是朋友尽心尽力，由此他明确对国民*方面表示：“巡捕房不希望同杨登瀛以外的人接触。”从此，杨登瀛成为兰普逊的座上宾，随时可以自由出入其寓所。不光如此，后来兰普逊又将杨登瀛介绍到法租界巡捕房，做了那里的高级顾问。
杨登瀛为*工作，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那时候*处在最危险艰难的环境中，而他正春风得意，细细想来，这其中还是包含着许多金钱无法衡量的东西。
年8月，杨剑虹暴死前向杨登瀛交代了一件事，他把中共叛徒戴冰石交到了杨登瀛手里，并且说，此人在时机成熟的时候，会提供重要情报。
杨登瀛没有冒然行动，几天后，他奉命将淞沪警备司令部一封密封的公函送到了英巡捕房*治部。此信正是叛徒戴冰石所写，其中有我*沪东区工会秘密机关的重要情报。
拿到信函，英巡捕房帮办谭绍良当即约杨登瀛同去平凉路搜查我*机关，结果我*七名同志被捕。
那一时期，告密叛徒为了不使自己犯嫌疑，通常会耍弄诡计，要么是自己要么是自己的亲属也会在被捕之列，叛徒戴冰石也不例外，这一次，被捕的七名同志中就有一名是他的小姨子。
这种情况下，没有内线，叛徒往往会长时间沉在水底。
密捕结束后，杨登瀛没有耽误，立即向陈赓报告，戴冰石是叛徒，应立即清除。
陈赓指示杨登瀛，尽快摸清叛徒的落脚点。
此时的杨登瀛已经是中统驻沪实际负责人。几天之后，叛徒戴冰石直接找到杨登瀛，并说出了全部内幕：这个案子是他告密的，杨剑虹事前曾答应他，为了不使他犯嫌疑，捕人时把他的小姨子也一起逮捕，等到被捕人员全部引渡到淞沪警备司令部后，就立即将她释放。现在小姨子迟迟没有放出来，他老婆日夜吵闹，很烦心。
杨登瀛说，你现在住在哪里？我会尽快兑现承诺，将你家小姨子送过来。
戴冰石说，我暂住湖北路安东旅社。
杨登瀛说，那好，你就在那里等好消息。
几天后，湖北路安东旅社戴冰石的房门被敲响了，但他等来的不是他的小姨子，而是中央特科红队的锄奸枪口。
年初夏，英巡捕房帮办谭绍良约杨登瀛见面，说是要给他介绍一个叫王松生的人认识。
杨登瀛问，这是个什么人？
谭绍良说，这人是上海滩小流氓，但你不要小瞧了他，此人对共产*的事情十分了解，大有利用的价值。
杨登瀛心想一个小流氓怎么会了解共产*，这背后一定有名堂，于是提出要见见这个人。
见到王松生，杨登瀛问，听出你能搞到共产*的情报？
小流氓说，我手里就有一份。
说着小流氓将一份*的秘密文件《中央通告》摆在了杨登瀛面前。
杨登瀛看了看说，这东西你是从哪里搞来的？说实话，我可以花大价钱买。
小流氓说，我有个朋友想搞钱，这东西是他托我转卖的，只要价钱合适，他那里还有许多共产*的情报。
杨登瀛说，你应该知道我是谁。想卖这些东西，最好叫你朋友亲自来谈，只要东西有价值，价钱不是问题，我也不会亏待你这个中间人。
小流氓听到这话，当即答应约朋友出来见面。
事后，杨登瀛把这些情况报告给陈赓，并分析说，这个卖情报的人多半是共产*叛徒。陈赓当即指示杨登瀛，尽快约这个人出来见面，红队会在现场配合。
得到指示，杨登瀛随即放线钓鱼，躲在暗处的叛徒听说中统驻沪特派员已摆下酒宴，要和自己面商价钱，一兴奋就露头了。
见面之后，杨登瀛很快摸清此人名叫陈尉年，是打入我*内部的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密探。
杨登瀛问，既然你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的人，为什么要把情报卖给我？
陈尉年说，上海滩都知道杨先生出手阔绰。
言下之意，这些情报在杨登瀛这里可以卖个好价钱。
杨登瀛说，承蒙看得起，喝酒喝酒。
一顿“诚意”十足的酒席吃下来，陈尉年拿到两根金条，放松了警惕，心满意足地回了家。然而，他不知道，红队队员一路尾随，弄清他的住址后，随即将他监视起来。
经过一个月的监视调查，确认陈尉年为内奸后，红队处决的枪声随即在弄堂口响起。
那一时期，我们*的处境确实太艰难，太凶险了，几乎就在陈尉年出卖破坏组织的同时，另一个更危险的叛徒已经在伺机而动，并且将罪恶的枪口直接指向了周恩来。
年8月23日，时任中共中央*委秘书白鑫秘密通知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治局委员、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委*委书记彭湃等同志，次日下午在他家召开*委会议，研究重要*事问题，*中央*委书记周恩来也会参加。
24日下午，会议按时在上海沪西区新闸路经远里六一三弄12号进行。
会议正在进行时，大批武装巡捕和警探驾着几辆红皮钢甲车，突然呼啸而来，如预知的一样进屋捕人。与会者还没反应过来，全副武装的巡捕、警探已冲进屋内，按名逮捕了彭湃等人。周恩来本是首要抓捕对象，但这一天下午周恩来临时有紧急事务要处理，没有出现在会场，从而躲过了一劫。
武装巡捕直扑秘密会场，并且是按名捕人，中央特科以此断定内部一定出现了叛徒。周恩来指示陈赓，联系杨登瀛，迅速查实叛徒是谁。
得到指令，杨登瀛立即赶往租界巡捕房，向兰普逊打探情况。兰普逊告诉杨登瀛，这次抓捕行动是上海市*部常务委员范争波一手策划实施的，被捕的几名要犯已经引渡到了上海市警察局。
杨登瀛问，范争波哪来的情报？
兰普逊悄悄地向杨登瀛透露，情报是中共*委秘书白鑫提供的。
杨登瀛害怕听错，故意追问，白鑫不是也被抓了吗？
兰普逊耸了耸肩膀，朝杨登瀛诡异地笑了笑。
从巡捕房出来，杨登瀛立即将确认的情报上报陈赓，白鑫是叛徒，他的被捕是假。
当天晚上，周恩来组织召开紧急会议，指示中央特科红队要尽一切力量设法营救彭湃等同志，同时侦察和监视叛徒白鑫的行动。
陈赓接受任务，再次找到杨登瀛。
陈赓对杨登瀛说，现在有两件事需要你去做：第一，你要借审问的名义将我们的营救计划暗示给彭湃同志，以便狱中的同志配合行动；第二，你要尽快查明叛徒白鑫的藏身地，不能让叛徒跑掉。
8月28日，杨登瀛以中统驻沪特派员的名义气势汹汹地来到国民*上海市警察局水仙庙侦缉队看守所，要求提审共*要犯彭湃。
巧妙的是，这一天站在杨登瀛身边的助手，曾经跟随彭湃一同战斗过。见到这位熟悉的战友，彭湃立刻明白杨登瀛是自己人，中央已制定了营救计划。
为了营救彭湃，周恩来动用了中央特科的全部力量，要求能打枪的全部参加营救行动。遗憾的是，无论是劫狱计划，还是劫囚车计划，最终都因为敌人戒备森严，提前处决，没能成功。
彭湃等四名同志的遇害，激起了全*对叛徒白鑫的无比憎恨。陈赓代表中央特科要求杨登瀛尽快找到白鑫并同他谈话，问明他还有什么计划，还有什么线索。
起初的几日，白鑫藏在法租界的一家旅馆里，后来觉得不安全，又紧急搬进了范争波的公馆。
此时，能进入范争波公馆的只有杨登瀛。
摸清这个情况后，杨登瀛随即登门拜访范争波，言称要慰问大案功臣。
范争波见特派员登门，不敢怠慢，只好将白鑫领出来与特派员认识。
见到白鑫，杨登瀛故作关心地说，彭湃案轰动全国，估计共*不会轻饶了你，你哪里都不要去，就住在范公馆，否则会招致祸端。
白鑫听了胆战心惊地哀求，还请特派员为我疏通，让我尽快到南京去。
杨登瀛说，现在你最好不要动！等风声小了再动不迟。
就在杨登瀛摸底的关口，国民*反动派故意释放烟雾弹，极力掩盖白鑫告密出卖彭湃的真相，设法保护这个叛徒。年9月14日，上海国民*机关报——《民国日报》上发表枪杀彭湃等四人消息的同时，故意另发了一条消息：白鑫“曾在*埔*校毕业，前以受人之愚，误入共*，罪状较轻，已由蒋主席负责保出，业于前日带来南京，听其戴罪立功，以观后效”。
然而，就在国民*大放烟雾弹的时候，杨登瀛以他一贯善交友的手段，已经坐到了范公馆的麻将桌上。
从麻将桌上，杨登瀛最终套出了白鑫出逃的真正计划，他不是要逃向南京，而是逃向意大利，时间就定在年11月11日的深夜。
据说，在商议出逃的计划时，杨登瀛还为白鑫献上了一个“夺命建议”。
为了安全起见，范争波原计划将汽车停在公馆后门，让白鑫夫妇出门就能上车。
可杨登瀛却说，深更半夜门口停车，容易引人注意，万一走漏风声可就不好了。
范争波认为杨登瀛说得有些道理，加之特派员是好意，不能驳面子，最终范争波决定，接白鑫的汽车不停在公馆门口，改停在50米外的弄堂口。
就是这50米要了白鑫的性命。
年11月11日傍晚，杨登瀛特意带着一盒糕点来到范公馆，名义上是辞行，实际上是做行动前的最后一次侦察，以免白鑫临时改变行程，错过时机或者打草惊蛇。
一切没有异样。
深夜11时许，中央特科红队的锄奸行动开始了。
白鑫从范公馆出来时，由范争波兄弟以及送行的王容川陪同，后有保镖共计7人。
红队的第一枪是打向白鑫的，这叛徒反应十分灵敏，听到枪声拔腿就跑，企图夺路逃命。保镖韩云秀见状立即拔枪还击，但枪还没打响，红队一枪射进他右太阳穴，立即倒地毙命。
紧接着，范争波连中三枪，重伤倒地；范争波弟弟身中六枪，当场毙命；王容川左脚中弹，倒地装死，躲了过去。这时，看门巡捕林汉臣、王定元赶来阻拦，因为白鑫尚未击毙，红队队员毫不手软，立即举枪怒射，两巡捕一死一逃。
再说那白鑫，狼狈狂奔已经没用，拼命顽抗亦没有逃脱的可能。红队队员追赶上去，一枪由前额洞穿后脑，叛徒当场脑浆迸裂，扑地而死。
红队队员验明正身后，迅速撤离现场。
此时距离彭湃被害大约过去了两个月，起初国民*当局想压下此事，不准报纸报道，但如此制裁叛徒大快人心事岂能压得住，仅仅过了两天，上海滩几十种中外文报纸便在醒目版面报道了叛徒白鑫被处决的经过，并冠上了红色标题——“东方惟一的大暗杀案”。
事后，陈赓颇为关切地提醒杨登瀛，你要考虑一下，是否会遭到怀疑？
杨登瀛颇为自信地说，我想没有人会怀疑我，尤其是我的朋友们。
之后的情况确如杨登瀛所言，年12月，国民*新任中央组织部*务调查科主任徐恩曾对杨登瀛更加重用，不仅给他财力人力的支援，而且授予他在上海独立处理重大案件的权力。那一时期，徐恩曾每到上海，必到杨家探望，对杨登瀛常常亲自函电指示工作，但为了表示信任之专，从不检查杨的工作。
难能可贵的是，作为共产*的朋友，杨登瀛从未见异思迁，始终义不容辞。
年年末，时任中共中央委员、江苏省委常委任弼时一早出门，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江苏省委扩大会议时，突然遭到英租界逮捕。
任弼时很机警，在被推上囚车时趁机将暗藏的秘密文件放入口中，吞咽了下来。被关进西牢后，任弼时坚称自己叫彭德生，是从江西来上海投亲谋生的失业小学教员。
中央特科获悉情况立即找到杨登瀛商量营救办法。
杨登瀛说，从被捕的情况和口供来看，身份没有暴露，这就好办。
之后，杨登瀛找到租界巡捕房老朋友，说彭德生是他刚招募的一个情报员，可能由于口音问题被巡捕抓错了。老朋友能否行个方便，将人放了。
巡捕房老朋友说，原来是误会。
杨登瀛说，误会归误会，意思是一定要到的。
说完，杨登瀛向租界老朋友塞了一笔钱，然后领走了任弼时。
周恩来在弥留之际，念念不忘这位几十年前的共产*朋友，脑海里也许浮现过年春天的危险一幕。
年4月，*第洪从莫斯科留学回上海，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周恩来代表中央准备与之取得联系。
就在这个时候，*第洪因为惧怕白色恐怖，向往荣华富贵，竟秘密致信蒋介石，表示愿意“改过自新”，脱离中央，在变节信中*第洪还自称，回到上海后他将直接在周恩来手下工作，近期将与周恩来会面，他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协助国民*抓捕周恩来。
蒋介石看到密信后十分重视，立即作出批示：此人对*国一举摧毁共匪首脑机关大有用处，命调查科从速处理之。
陈立夫拿到密信和批示后，指令徐恩曾全权处理*第洪“输诚”事宜。徐恩曾不敢怠慢，随即将此事交给他心目中的干将杨登瀛办理，并告知了接头办法和地点。
杨登瀛获知此事，火速通过陈赓报告周恩来，*第洪已叛变，万不可与其会面。
凶险的是，此时*第洪已与周恩来取得联系，并要求尽快在先施公司旁边的邮电局见面，以便汇报中共*员在苏留学的重要情况，商谈在沪分配工作事宜。
杨登瀛及时送出的情报将周恩来从险境中拉了回来。之后，周恩来将计就计，回复*第洪将准时赴约，与此同时，红队已做好了锄奸准备。
赴约那天，*第洪要求杨登瀛带人同去，以便伺机抓捕周恩来。
杨登瀛说，周恩来行事一向谨慎，这次你最好独自前去，摸清虚实，不要打草惊蛇。
*第洪只好硬着头皮前去赴约，但走到半路，这个狡猾的叛徒却突然掉头折了回来。
杨登瀛愤怒地指责他，你怎么搞的？
*第洪说，越向那个地方走，我越是担心害怕。
杨登瀛安慰他说，你这样做，对方也许会有所察觉，我先给你找个安全的地方安顿下来，再设法解释。
*第洪觉得杨登瀛处理事情十分老练，于是听从安排，住进了杨登瀛为他准备的待死之地。
大约一个月后，两个带着礼帽、身穿浅蓝色长袍的陌生人突然来到*第洪的住处，自称是*埔*校的校友。*第洪听到是*埔校友，以为是南京派来的“自新同学招待所”的干事要带他去南京，连忙请来人进屋。
就在这时，两支枪口已经对准了他。
你们是谁？
锄奸的枪声做了回答。
年春天，法租界巡捕房在查封上海工联机关时，逮捕了中共中央*治局候补委员关向应，并在他的住所搜出了一大箱文件，文件中有不少涉及*的机密。
中央领导对此极为重视，责令上海地下*务必尽一切力量营救关向应，并将其中手抄和复印的绝密文件取回。
巧合的是，我*给杨登瀛布置了任务，国民*也给杨登瀛下达了清理甄别这箱文件的指令。
凭借与兰普逊的关系，杨登瀛带着“鉴别专家”——中央特科二科的刘鼎以及放大镜、万能水、显影水等检查鉴别工具，顺利进入了巡捕房存放文件的房间。
趁着检查全部文件的机会，刘鼎将重要文件拿出来，藏在身上，临走时手里还拿了几张油印文件。第二天再来时，便将一些精心仿制的假文件悄悄地交还了回去。
一周后，杨登瀛告诉兰普逊，这些文件没有什么*治价值，均是些普通的学术资料，被捕者只是位激进的学者，关一关就可以放了。
兰普逊相当信任杨登瀛，随后照办了。
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的叛变，是我*在困难时期遭遇的最凶险时刻，这一事件也彻底改变了杨登瀛后来的人生命运。
因为龙潭三杰钱壮飞、李克农及时送出了情报，*中央及所属各机关并没有遭受重大损失，均安全脱险了。紧急撤离上海时，陈赓找到杨登瀛，表示上海已非久留之地，如果愿意可以一同撤离。
对杨登瀛而言，这是一次抉择。
思索再三，杨登瀛对陈赓说，我不是共产*员，这时候你们能为我的安全考虑，我很感激。但我哪里也不去，今后的局面我能够应付。
陈赓提醒说，顾顺章一定会咬你。
杨登瀛说，他未必咬得动。
见杨登瀛执意要留，陈赓只好与他握手告别。
然而，杨登瀛还是过于乐观了，当徐恩曾带领大批特务赶来上海展开大搜捕时，杨登瀛随即遭到了逮捕。
南京出现了钱壮飞这样的潜伏者，上海又出现了杨登瀛这样的告密者。一时间，中统陈立夫、徐恩曾、张道藩等几位人物感到颜面扫地，不敢公开真相。
对于怎样处置杨登瀛？
中统几位人物纷纷打起了*治牌。考虑到告密者杨登瀛涉局太深，深究下去将影响他们的声誉，最终由张道藩出面，给杨登瀛戴了顶唯利是图“情报贩子”的帽子，先是关了半年，之后发配到反省院，敦促他痛改前非，老实做人。
中统几位人物没有杀杨登瀛，其中也有念及旧情的缘故，这说明杨登瀛交朋友的确有一套。但从那以后，杨登瀛再想有所作为也是不可能了，很显然，作为一个情报贩子，他已经被扫进了*治的垃圾堆里，有头有脸的人都觉得他又脏又臭。
到了南京解放时，杨登瀛已非常穷困潦倒，仅靠一个烟摊维持生活。
自从与我*失去联系，多少年来，世人只知道杨登瀛是遭国民*中统抛弃的并不值得怜悯的失意落魄人，却不知他曾经为共产*做过许多事，是共产*最危险时期的忠诚朋友。
年，新中国开展镇反运动。
南京市人民*府发布布告：“凡在国民**、*、*、警、宪、特机关任过职的，一律到公安机关登记。”杨登瀛认为自己曾为共产*做过许多事，是共产*忠诚的朋友，因此没有去登记。
结果期限一到，杨登瀛立即遭到逮捕。
接受审讯时，杨登瀛讲述了年至年期间为共产*所做的工作，并提出陈赓、陈养山等人能够为自己提供证明。
关键时刻，陈赓为杨登瀛提供了证明——
至于鲍君甫（杨登瀛原名）的说法是否属实，据我所知，鲍君甫从年起就和我们*有关系。他在年以前的工作中和我有过联系，在这期间为*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我被捕的时候，我和他一起被关在南京宪兵司令部监狱。那时候，他的表现很好。
因为陈赓的证明，杨登瀛在镇反中得以获释，但随后的生活依旧困顿。年，得知老朋友生活上有困难，身体不好，陈赓特意派人将杨登瀛接来北京，同昔日一起战斗过的陈养山、安娥等人见面。
这次见面有着患难老友未相忘的意味。
自那以后，因为时常能够得到陈赓、陈养山、安娥几位老友的关照，杨登瀛一家的日子渐渐地好过了一些，但那些年的苦难太深重了，有时候，还是要遭罪的。
有一年冬天，杨登瀛冻得实在不行，便写信向安娥求助冬衣。杨登瀛在信中说，我现在所剩的惟有老友之谊了。安娥接到信，不仅倾囊相助，还不时寄去日常生活用品，其深情厚谊令杨登瀛一家感动不已。
可惜，后来安娥的丈夫田汉遭到迫害，他们之间的联系也就中断了。
年，杨登瀛被自称专案组的人带到北京，从此再没有回家。难能可贵的是，在专案组的胁迫下，杨登瀛始终保持对朋友忠诚负责的人格，坚决拒绝提供有关陈赓、陈养山的“黑材料”。
杨登瀛人生最后的时刻，天空是黑暗的，他不愿背叛老友，更不愿羞辱自己。
临终之时，他痛楚地自白：“我不是特务，不是叛徒，也不是什么内奸，我到底算一个什么人，自己也说不清，但周总理是知道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