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链接建筑师陈占祥之女陈愉庆回忆其父辈：多少往事烟雨中[01]
建筑师陈占祥之女陈愉庆回忆其父辈：多少往事烟雨中[02]
本文为建筑师陈占祥之女陈愉庆回忆其父辈往事的长篇回忆连载之三，陈占祥为建筑师梁思成的合作伙伴和好友，于年一起推出老北京城的改造规划方案《陈梁方案》，本文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当年秘辛，或可一读。
原载于《当代》年第2、3期，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沐恩堂”的同窗叶剑秋
父亲坦诚地向母亲说出了执意随他漂洋万里回中国的柔丝·黛，也讲了他们在战争中相濡以沫的点点滴滴。
“她从没向我索取婚姻，正因为如此，她坚决不要孩子。可是，我觉得这样对她不公平。”父亲说。
“这样对我就公平吗？”母亲反诘。
“无论怎么选择，我注定都会伤到其中一个。”父亲知道自己理亏，嗫嚅道，“我们毕竟在一起同甘共苦了六年。”
母亲的回答理直气壮：“不是伤到一个，是两个。别忘了，你还有自己的亲生儿子，他也是人。我一个人苦苦撑了八年，每天盼着儿子能和别人的孩子一样叫声爸爸！那是女人一生中最光鲜的八年，我对得起天地，对得起良心。”
父亲无言以对。母亲决定去找叶剑秋商量。
母亲在“沐恩堂”天主教会女中读书时，同学中大多是名门闺秀。有一天，嬷嬷带来一位插班生，母亲就有了一位新同桌，名字叫叶剑秋。这位广东梅县姑娘肤色黝黑，眸如秋水。
“她的眼睛会说话，眼神能把人撩得心发软。”四十多年后，住在美国康乃尔大学城，母亲说起当年的同窗，仍怀着出自内心的赞赏，“多亏我们是女校，不然，男学生不为她打破头才怪。”
叶剑秋擅舞蹈，通诗词，会唱京戏和昆曲，善解人意，冰雪聪明。起初学习成绩平平，很快名列前茅，和母亲的关系也日益亲密。高中毕业时，她忽然请母亲去“新雅”饮茶，点了一桌广东点心，开门见山地对母亲说：“我们同学一场，朝夕相处两年，谁也不知我来自何方。今天，我对你把一切和盘托出，是想求你助我一臂之力，我会永远记得你的帮助，今生今世不忘还报你的恩情。”
刚刚十七岁多的母亲听得一头雾水，惊得不知如何是好。她做梦也想不到，这个同桌两年的叶剑秋，竟是上海一家夜总会的舞女。晚上在欢场陪舞赚钱，早上洗净铅华，摇身一变为清纯女生，用赚来的钱供自己读书。叶剑秋不是她真正的名字，真正的名字是什么，她自己也不知道。幼时家贫，父母把她卖给了广东一个经营女孩儿生意的精明女人。这位与鸨母没什么区别的“妈妈”，严格筛选并训练她买来的“女儿们”。她下本钱让她们学习琴棋书画，昆曲京剧和送往迎来的礼仪，待到十六七岁时，高价卖给消费得起这种尤物的男人。比叶剑秋年长的姐妹们相继卖出去做了达官贵人的姨太太，也有的成了红舞女、交际花。叶剑秋在这位“妈妈”家的名字叫叶双红，“色艺双馨”的意思。但读了书，又通才艺的叶双红，不甘心从这座专卖女人的“精品屋”里再一次被出售。在一个已经做了舞女的姐妹帮助下，叶双红只身逃往上海，改名为叶剑秋，十六七岁女孩儿开始在远离故乡的上海滩闯荡江湖。她不得不先在夜总会当舞女，只为了在上海找到一方立足之地。但她不甘心给除了钱，什么也没有的男人做妾。她常约母亲一起去“国泰”、“大光明”看美国电影，嘉宝、费雯丽等明星演绎的爱情故事赚尽了两个女孩子的泪水。中国古典诗词与戏曲故事又赋予她无限浪漫情怀，她渴望追求属于自己的爱情和幸福。“沐恩堂”是她改变自己处境、扩展社会关系的进身阶梯。
母亲无法把自己的同桌与如此传奇的经历联系起来。夜夜陪舞，还能把功课学得个风生水起，那背后的辛苦和心劲儿让母亲对同窗刮目相看。但母亲不知道自己究竟能为她做些什么。
叶剑秋说：“其实，这件事对你家并不太难，对我却是再造之恩。”她告诉母亲，自己在陪舞时结识一位叫祖尧的大学生，双双一见钟情。“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母亲一直记得女友向她诵读两人热恋时海誓山盟的神情。祖尧出身杭州的名门望族，父亲是上海著名的银行家。豪门似海，家法如山。叶剑秋慧心剔透，深知自己身家寒微，必须有一个体面的家庭，这桩姻缘才有希望。她想请母亲帮忙，说服她一直称之为“陶家姆妈”的外婆去杭州参加她的婚礼。祖尧可以对家人说，新娘从小父母双亡，在姨母家长大，陶家姆妈是她的亲姨母，母亲是她的亲表妹。
母亲只好去央求外婆。叶剑秋亲自带了礼物去外婆家跪拜姨母，一口一声“大阿姨”地叫着，外婆被她叫得心也融化了，终于答应下来。外公在外面还有两房姨太太，对家事懒得过问，母亲和外婆就真的代表娘家人，去杭州参加了“表姐”叶剑秋的婚礼。刚刚从“沐恩堂”毕业的“表妹”陶爱仁是“表姐”叶剑秋的傧相。婚礼那天，新嫁娘身着白色婚纱，在傧相的搀扶下，如芙蓉出水，缓缓走下礼车。就在那一霎，母亲听到新娘低低的、绝望似的耳语：“爱仁，触煞霉头了！我的高跟鞋鞋跟脱落了，走不来路了……”母亲搀着她的臂膀，不动声色地轻声安慰道：“勿要紧，我搀牢你，你跷起脚跟走，走慢一点就好了。”
整场婚礼叶剑秋魂不守舍，犹如被霜雪摧折的花蕾，再也打不起精神。她不住喃喃地对母亲重复着：“触霉头，触煞霉头了……”
蜜月是一朵含苞欲放的花蕾，绽放了，华光四射了，很快就凋谢了。大学毕业后的祖尧在银行继承了父亲的位置。三年后，一位清纯明丽的女孩儿飘然而至，只弹指一挥间，轻轻拿下叶剑秋的丈夫祖尧。昔日的浓情蜜意绕骨缠绵，转眼化为落花逝水，再难挽回。祖尧与妻子签下一纸离婚文书，价码是一百根金条，外加愚园路的花园洋房和一辆别克汽车。
母亲去叶剑秋家安慰“表姐”，叶剑秋正在替丈夫收拾整理劳燕分飞后的衣箱。她一件件地叠起丈夫的衬衣、西装、内衣内裤，装进一只只皮箱里，热泪急雨般落在祖尧的衣服上。母亲默默站在一旁，想帮把手，却被她用手势制止了。合上最后一只皮箱盖时，她猛地捂住脸，久久地无语凝噎。旋即，她如一只发狂的困兽般咆哮起来，仿佛被谁施了魔法，她化作了横扫天地的龙卷风。收拾好的衣箱被打开，衣物一古脑儿掀翻在地，西装衬衣领带是风暴中的飞沙走石，上下飞舞。她不知从哪儿抓起一把剪刀，向着祖尧的西装、领带戳去、剪去，不一会儿那些名贵衣服上已经千疮百孔。
母亲上前抱住她，哭着劝她说：“何苦呢，你把它们烧成灰，他也不会回头了。好说好散，大家日后还可以有来有往，你这样一闹，真是扯破面皮了，一点余地也没有了。”
叶剑秋愣住了，慢慢安静下来，呆呆地立在一片废墟似的碎衣烂衫之中。她止住了疯狂的哭喊，久久地望着母亲，目光呆滞，神情漠然，像一段被雷击毁的枯木。后来，她对母亲说：“命中八尺，难求一丈。我生来就是叶双红，偏偏改名叶剑秋。改得了名，改不了命。一心想嫁个能白头偕老的丈夫，恩恩爱爱、平平常常地过一辈子，此生也心满意足了。想不到我从广东逃到上海，从陶家姆妈的‘外甥女’变成祖尧家的豪门儿媳，最后还是逃不出前世注定的如来掌心。”
离婚后的叶剑秋在前夫留下的豪宅里开派对，办沙龙，家中五日一堂会，十日一舞会，整日周旋于上海滩一群名媛贵妇和巨商富贾中间。叶剑秋锦袖翩跹，蛾眉宛转，将昔日祖尧的那些关系，都系在了她的石榴裙上。
母亲不懂她要做什么，手里握着一百根金条，一辈子也吃不完的，何苦跟那些红男绿女周旋？母亲很担心她的“表姐”。
“你当我欢喜那些臭男人？当我是买醉贪欢？‘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剑秋的纤手做出兰花指，用昆曲道白向母亲念道，“从今后，奴愚痴不再，‘何如薄幸锦衣郎，比翼连枝当日愿’。君不见，人情险恶，浊浪滔天。我叶剑秋素手纤纤，偏也要拨云覆雨，搅它个地覆天翻！”
母亲听懂了她这些戏词，只是弄不懂她到底还要做什么？她说，她要做股票、赚钞票。要那些有钱有势的男人为她所用。女人有钞票才有底气，不然就给男人掼来拎去，连块揩桌布也不如！靠爹娘，靠男人，全不如靠自己。一百根金条是死水，赚进来的钱是活水，为什么不趁现在尚是月貌花容，凭钱生钱呢？
从此，叶剑秋不仅自己做股票，还带着母亲一起做。她给母亲介绍了几个做股票的高手，都是靠纽约、伦敦、香港的长途电话做股票的。叶剑秋指导母亲说：“他们叫我们买什么就买什么，叫我们抛什么就抛什么。赚了，他们分百分之十。”
“赔了呢？”母亲问。
“赔了哑子吃黄连。”“表姐”拍拍母亲的手，“做啥生意都有风险，天下哪有只赚不赔的生意！”叶剑秋倒是很真心诚意地告诫母亲：“你爹爹还有两房姨太太，将来钞票落在谁手里讲不定的。老公去了英国，你是好意思向爹娘伸手，还是好意思问公婆讨钱用？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万一陈家大少爷变成第二个祖尧，他拿得出一百根金条吗？男人里能有几个家财万贯的祖尧？如果你老公拿不出钱，你能杀他剐他？你能奈之若何？手里那点陪嫁钱，够你和儿子活几年？”
叶剑秋一番话，说得母亲面孔上阵阵发热，脊背上阵阵发寒，“我是把你当做亲姐妹，才会说得这么戳痛人。天下最靠不住的就是情字。”
从那以后，母亲破釜沉舟，把自己的陪嫁钱，几乎都交给了叶剑秋，由她一手经营操办。母亲说：“赚钱大家分，赔了算我命中注定。每笔投资若赚了，除了交给操盘手一成，一定再交给叶剑秋一成。自己能赚多少算多少，总比让钱闲着好。”此后的几年里，叶剑秋一丝不苟地替母亲经营着她的陪嫁钱，仗着她里里外外的关系，也仗着她的强悍精明，总是赚多赔少，为母亲赚的钱，已比本钱多了数倍。
得知刚从英国回来的陈占祥意欲休妻再娶，叶剑秋对母亲说：“他当离婚就是上唇碰下唇，一句话就算数？困扁头了！离婚也要有本钱，让他拿金条出来，拿得出就放他一马，不然免谈。花钞票才买得起称心如意！其实，他拿不出来你也不怕，问他要钱不过吓吓他，煞煞他的威风罢了。这些年赚的钱，还不够你过一辈子？男人有啥了不起！离了男人自己过更快活，看我现在怎样？”
叶剑秋终生未再嫁。解放前夕，孑然一身，带着万贯家产，先是去了香港，又转道去了美国，从此音讯渺然。
一言定乾坤的外公
有钱撑腰壮胆，更兼叶剑秋的开导，母亲决定离婚。那时外婆已经过世，家中另一位亲人是姐姐陶爱德。但这位姐姐一日三餐都吃在麻将桌上，连自己儿女的事情都懒得过问，哪还顾得上妹妹？母亲只好去找外公商量。外公闻讯后火冒三丈，拳头把桌面擂得“咚咚”响，“女儿离婚，我坍不起这个台。你要离婚的话，先登报跟我断绝父女关系！”
在那个年代，外公疾言厉色的警告无异于宣告女儿的大逆不道。外公同时找来父亲，训斥道：“男人在外面纳三妻四妾，天经地义，无可厚非，我根本不闻不问；但家中正房的名分休想动一丝一毫。我陶家二小姐是陈家明媒正娶的长房长媳。你出国整整八年，她在家侍奉公婆，辛苦教子，恪守妇道，何罪之有？你若敢不仁不义，逐发妻下堂，休要怪我手下不留情！”
父亲和陈家都深知这位岳丈一言九鼎。在上海滩经营多年的陶老先生财大气粗，黑白两道如履平地，如今江河日下的陈家决不是岳丈的对手。父亲的一个堂兄曾向外公借了三千大洋开夜总会，这位堂兄生意兴旺后得意忘形，背后四处扬言：“老子不赖账，就是不还账，你陶家能将我怎样！”外公闻此言，二话没说，一个电话打给了巡捕房的弟兄。当晚，一帮巡捕冲进他的夜总会，抓了一群舞女和“嫖客”，查封了这位堂兄的生意，同时讨回了他欠外公的三千大洋。外公将三千大洋全都分给了众巡捕，自己分文不取。不久，这位堂兄因飙车肇事身亡，丧身在一辆美国大兵的卡车轮下。外公说：“我陶某为义气两肋插刀，一掷千金不眨眼，可谁敢在我眼里揉一粒砂子，我一定给他颜色看。”
面对强悍的岳丈，父亲知难而退。外公与女婿约法在先：妻不可休，家不可弃，丈夫必须对妻儿尽责。但男人在家之外有红颜知己，发妻不得过问。这又是外公为女儿定下的金科玉律。出嫁时，母亲顺从了。选择离异受阻，母亲又顺从了。
后来母亲对我说：“冥冥之中，无论何时何地，总有一双眼睛在看着我。我欠下的情债，大概要用我一生的不幸来偿还。”
外公在父亲头上悬了把剑，也给了父亲一条拾级而下的台阶。父亲不得不在两个女人中间周旋，不停地奔走于上海、南京之间。一边是无辜的儿女和妻子，一边是情深意长的柔丝·黛。解放军进入上海，使家庭的格局出现了急转直下的变迁，这一切是父亲母亲及柔丝·黛所始料不及的。柔丝·黛是头脑清醒的职业女性，她对政治的敏感来自于她在外交生涯中的职业本能。在政治与情感的冲突中，她理性地倾向于前者，但她又从不曾放弃过心中只属于自己的圣地。面对即将成立的新中国共产党政权，她理性地选择退却。我对父亲说：“她的这种抉择，像男人而不像女人。若是我，天平上的砝码永远向情感倾斜。”
告别柔丝·黛
柔丝决定回英国，告别的日子到了。
我至今记得，那天父亲带着我，陪柔丝去了南京路上的“永安公司”。他们一起挑选着丝绸披肩、绣花睡袍、绣花拖鞋之类的丝绸衣料。我还记得柔丝把米色的绣袍在身上比量着，在镜子跟前照来照去，笑盈盈地向父亲征询意见。爸爸也为我买了些东西，一辆蓝色的小三轮自行车，一个白底印着紫花绿叶的小暖水袋，还有一些精美的儿童画册。
走到一个卖童帽的柜台前，柔丝说要送我一顶帽子。她把我抱起来，向售货小姐要了一顶红色有遮阳宽檐的呢绒帽子，扣在我头上，在柜台的圆镜前照了又照。
我一把揪下红帽扔在柜台上，指着墙上一只海蓝色镶兔毛边的帽子大叫大嚷：“这个！这个——”不知为什么，我从小喜欢天蓝色。柔丝把蓝帽子戴在我头上时，我急忙紧紧地捂住帽子，开开心心地在柔丝颊上吻了一下。
柔丝笑了，用洋腔洋调的中文说：“你要对我说什么？”
我想了想说：“谢谢！”
柔丝又笑起来。我这样近地面对着她的微笑，两粒和她牙齿一样明亮的珍珠耳环，在灿烂的笑容中闪烁，栗色的发髻上，插着一朵小小的珠花。她抱紧我，还给我一个热吻。我心里漾起一股暖暖的热流，忽然喜欢起这个栗色眸子里闪着星星似的亮光、发间散着淡淡水仙花香气的英国女人。我把头俯在她肩上，双臂环着她的颈项。她别转头，在我耳边轻声地呢喃着：“Iloveyou,Ilove......”她温热的呼吸像电流从耳畔传遍全身，心里传来莫名的悸动，因为这也是父亲对我说过的话。
午餐时来到一家咖啡厅。我长大后问父亲，才知道那是南京路上“基督教青年会”楼下的咖啡厅，离国际饭店不远。
咖啡厅里很暗，每张桌面的金属烛台上，抖动着一朵小小的火苗。门前的通道两旁，是两排火车座式的餐桌椅。父亲点了洋葱铁扒鸡和奶油蛤蜊汤，柔丝要了烤马铃薯配酸奶油，还有西式沙拉。父亲特地为我要了一份栗子粉布丁，上面加了一勺新鲜奶油，这是我最喜欢的。我一边吃着杯中的奶油，一边向四周东张西望。大门前的通道尽头是一个稍高出地面的舞台，向两面拉开的紫红色丝绒幕帘中，一个长裙曳地的女人，毫无表情地端坐在三角钢琴前，苍白消瘦的面庞在烛光中摇曳，悠扬舒缓的琴声从她的指尖流淌出来。
父亲和柔丝在若隐若现的琴声中轻声交谈，说的是我完全听不懂的英文。也许是父亲又一次向她描述解放军走进贝当路的那个雨夜，也许是请她理解他渴望做好北平规划的梦想，也许是倾诉自己对在异国他乡得到挚爱真情的感激，还有眼前的两难和无奈……这都是我成年后的揣测。
忽然，我看到柔丝哭了，哭得没有一丝声响。只见泪水扑簌簌地滚落下来，双肩发冷似的抖动。父亲默默地把一方白手帕推到她胸前，轻轻握住了她放在桌上的手。坐在她身旁的我，也觉得鼻子酸了起来，我推开跟前的栗子粉布丁，一点一点地挪到她身边，偎着她的肩膀。她越发难过了，一把抱住我，终于泣不成声。悲伤一定有扣人心弦的力量，我完全不明所以地跟着她哭了起来，哭得和她一样伤心。
她把我搂在怀里，抚着我的头说：“Youaredad’scopy（你是爸爸的翻版）。”她擦干泪水，重新把我放到身边的位子上，对父亲说了些什么，父亲马上翻译给我听：“柔丝说，她要走了。为了你陪她哭泣，她也该走了。”
我急忙说：“我不哭了，你不要走！”
柔丝好像听懂了，转过头对我笑起来。水晶一样的泪光，在她栗色的眼睛里闪烁。
柔丝从提袋里拿出一本书，递给父亲。父亲后来告诉我，那是邱吉尔在二战中的讲演文集《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面对不可一世的德国法西斯，邱吉尔发表了无数次充满激情的演说，表现出要与“把人类文明推向深渊的法西斯”决一死战的勇气和决心。他的不屈不挠、大智大勇成了英国人心目中的民族英雄，也是父亲和柔丝心中的偶像。尤其是一九四五年七月，如日中天的邱吉尔在英国大选中败给工党领袖艾德礼。对于这出乎意料的结局，邱吉尔平静地说：“对领导人不感恩戴德，是一个民族强大的标志。我奋起抗击侵略者，就是为了保证人民有罢免我的权利。”邱吉尔的这句话，是在“文革”的偶像崇拜年代，父亲告诉我的。因为那一晚，父亲在“牡丹牌”半导体收音机的短波波段中听到了邱吉尔谢世的消息。
“邱吉尔走了，英国人在圣保罗大教堂为他举行国葬。英国历史上，那里只为三个人举行过国葬——惠灵顿、尼尔森和邱吉尔。”父亲有些黯然地对我说。之后，就一直坐在西直门大杂院陋室的破沙发上，一晚上默默无语。我想起了柔丝·黛。临别前夕，她把邱吉尔的讲演文集赠给父亲，一定是希望父亲记住他们在邱吉尔时代共同拥有的岁月吧？
上中学时，偶尔从父亲的书架上抽出了柔丝送的书，吃惊地发现，书中的扉页上，歪歪扭扭地写着一句中国成语：“骑虎难下”，下面的署名是“RoseDay”。“骑虎难下”前三个字被洇湿后又干了，这三个繁体字笔画很多，洇干后有些模糊。我猜想，这句成语一定是她请教哪位中国朋友后学来的，但不知那三个字是被谁的泪水洇湿了。是柔丝还是父亲？抑或是两人共同的泪水。
我们住在北京西单横二条的近十年中，每年圣诞节，父亲都会收到柔丝寄来的包裹。每到这时，母亲会别转头，悄无声息地走到其他房间去；父亲则不声不响地慢慢拆开邮包。我一动不动地站在父亲身边，任母亲怎样唤我也不理不睬，对那个来自遥远异乡的包裹充满好奇。包裹打开了，里面是永远不变的四双羊毛男袜，淡黄色的。两套本色羊毛衫羊毛裤。包裹中永远夹着一只白色信封，右上角一朵凸印出来的白玫瑰，信封里面是一张年年一样的中式宣纸信笺。信封信笺上皆空无一字，唯有一株淡淡的墨竹，凄寂而孤傲地在信笺的一角伸展着自己的枝叶……
一九五九年以后，西单横二条那座精美的四合院拆除了，我们搬到了复兴门外南礼士路的建筑设计院宿舍。戴了“右派”帽子的父亲不可能与国外有任何通信往来，柔丝无法知道父亲的地址行踪。父亲再也没有收到过柔丝的包裹，他们的最后一缕柔丝也从此真正一刀两断了。
粉碎“四人帮”后的一九七九年，复职后的父亲调到了国家城建总局城市规划研究院。六十三岁的父亲，在制定《梁陈方案》的三十年之后，才又重新回到了他的规划专业本行中来。当时一家国内的建筑公司要去香港发展，但国内的公司没有英国的建筑师执照，无资格在香港登记注册。不知什么人想起了父亲的英国皇家规划师学会会员资质，在香港登记注册过“五联建筑与计划研究所”，便派专人向父亲协商，想借父亲的执照成立分公司。
父亲说：“会员资格是永久性的，但执照并非永久性的。英联邦的执照必须年年交执照费，就像汽车年年交牌照费一样。我有三十年没缴执照登记费，那个执照早过期了。”
“不对呀。”那位建筑公司的负责人说，“我们派人查过，你的执照费年年都是按时交的，根本没过期嘛！”
“天方夜谭！别说我的工资不够交执照费，就是有钱，国家有那么严格的外汇管理政策，怎么可能汇得出去呢？”父亲觉得那老兄真有些胡搅蛮缠。
来客也急了，“我们查得仔仔细细，你的执照费不是你自己缴的，是英国人给你缴的。”
“英国人？外星人吧！”父亲以为那人的玩笑开大了。
“不信，你自己去查，确确实实一直交着的。”来人言之凿凿，弄得父亲也将信将疑起来，连忙四处托亲朋好友去查实。调查的结果，连我也心潮澎湃。四十年来一直默默为他交执照费的人，正是柔丝·黛。若不是那次建筑公司要借执照，父亲也许永远都不知道柔丝为他所做的一切。
一九八四年，六十八岁的父亲再一次访问英国。在一次欢迎他的酒会上，竟与分别三十五年的柔丝·黛重逢。我想像不出他们重逢的场景，但我见到几张父亲与许多英国老朋友在酒会上的合影。握着酒杯站在人群中的柔丝仍然窈窕颀长，银色的晚礼服长裙简洁而得体，唯一的装饰仍是一串珍珠项链、一对珍珠耳环。若不是当年栗色的头发化作了满头霜雪，几乎看不出她是近七十岁左右的妇人。尽管我是唯一能与父亲谈柔丝的女儿，仍觉得有些话说不出口，不能问得太深。父亲自己说到哪儿，我就听到哪儿。
“她一辈子没结婚。但事业上很有成就，因为在外交上成功地处理过爱尔兰共和军的问题，她得到过英国女王颁发的勋章（处理的具体的问题及勋章的名字我忘记了，了解此情的人亦均不在人世）。”父亲说。
“是因为你，才不结婚？”我惊异于生活中真有这样的爱情神话。
“她说，被爱是一种幸福，去爱更是一种幸福。被爱是未知数，去爱却永远掌握在自己手中，是由自己来感受的。爱一个人，是自己的事，与被爱的人无关。她说，无所求地去爱一个人，思念一个人，是最自由的爱，也最不会受到伤害。”
上帝，这哪里是人间的爱情！“她应该是圣女，可以给上帝做老婆。”我半开玩笑地说着，马上又有点后悔，真怕自己亵渎了什么。
“我想，一个极强极自尊的女人，被情伤得太重之后，就会生出这样自我保护的下意识。她把爱情变成了一种宗教、一种信仰。她用最理想的光环装饰自己的爱情，把自己的情感奉献作为一种道德上、价值观念上的自我完成。”父亲的声音很平静，但我分明看到了他不时紧咬牙关咽下眼中的泪水，“她爱的人其实不是我，而是她用理想塑造出来的男人，一个不真实的我。因为距离，这种理想才得以保持。得不到的永远是美好的，所以，天下有情人勿成眷属才能永远有情。事实上，我是一个多么差劲的男人，我辜负了两个好女人。为了事业，为了男人的雄心，我放弃了爱情，也曾经放弃过家庭，结果是一事无成，三败俱伤，连你妈妈也是牺牲品。白居易说商人重利轻别离，我这个不是商人的男人又何尝不是如此……”父亲终于泪流满襟。
我想，那汩汩的清泪，在无数个不眠之夜，是不是会化作汹涌的江河波涛，撞得父亲心碎欲裂……
梁先生家的下午茶
在兄弟姐妹中，我是幸运的。我诞生在新中国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但新中国灿烂的曙光，照耀过我金色的童年。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金风送爽的十月，是北京最美的季节。我们一家在前门火车站下车，被接进了离火车站不远的“解放饭店”。
梁先生很快就请我们全家去清华新林院八号的梁宅做客。几十年后，父亲与我谈起与梁先生的第一次见面，仍记得清清楚楚。父亲说：“梁家并不豪华，却是最雅致的。亚麻本色的粗纺沙发扶手上，铺着拙朴的手绣纺织品。母亲觉得那些绣品很奇特，梁先生看出了母亲的好奇，便告诉她说，这是苗族姑娘做嫁衣的手绣，还有这些靠垫，也是从苗寨买来的。”
父亲立刻说：“我现在是靠在苗家姑娘的嫁衣上了。是不是要正襟危坐，非礼勿视才对？”旋即指着客厅条案上一座高一尺左右的石雕佛像说：“这里还有一尊古佛，更不可无礼。”
石雕很古旧，但上面的三尊佛像造型极美。
“看看像哪个朝代的？”梁先生问。
父亲连连摆手说：“我哪敢在梁公面前弄斧，我对古董鉴别一窍不通。”
林徽因对父亲笑了，指指梁先生说：“正好给他一次老王卖瓜的机会。”
梁先生讲了佛像的来历，但父亲只依稀记得那好像是辽或是北魏时期的作品。
母亲回忆说，我曾围着一只造型简洁的陶猪走来走去，看个不停。这让母亲很不放心，轻声告诫我说：
“不许动！”又转过头对林徽因说：“这是个小败家精，什么东西到她手里，稍不留神就叫她拆骨头了，非要打破砂锅问（纹）到底不可。”
林徽因笑着说：“她能看上这只陶猪，有眼力呢。这可是只汉朝的陶猪。”
母亲忙说：“阿弥陀佛！”一把将我拉到身边，“小祖宗，快躲开，不得了。”
林徽因大笑着走进屋去。不一会儿，拿出一只眼睛会闭合的洋娃娃举到我跟前说：“把它送给你吧。这是我们女儿的玩具，现在她都参军了，送给你正好。”
我欢天喜地地去接娃娃，母亲把我的手挡住了，“千万不要。女儿长大了，这是个纪念品。”
林徽因指着我说：“人家叫我徽因妈妈呢，这不也是我的小女儿了吗？”她轻轻拍拍我的头问，“对不对？”
我连连点头，忙把娃娃抱在手里，还补上了一句，“我忘了说谢谢！”客厅里响起一片笑声。
下午茶端上来了。红茶，绿茶，咖啡。还有一盘香气扑鼻的炸香蕉。父亲高兴地搓着双手，“这是在北京喝到的第一次下午茶。北京也有卖咖啡西点的店家吗？”
“当然当然。”梁先生一面为父亲斟茶，一面说：“过两天就带你去一家法国面包房，在东单。那儿有卖各种新鲜面包，还有西式糕点、培根肉、计司、黄油、意大利的萨拉米肠……”
林徽因还特地告诉母亲，那家的计司条做得极好，拿破仑酥和法式酸面包也不错。
后来，这家食品店成了我们在北京几十年采购西式食品的地方。它不久从东单搬医院的斜对面，更名为“春明”，“文革”中又改名叫“井冈山”。三年前我回到北京，再也找不到这家商店了。但那家店铺里的氛围、气息和消失的古老京城一道，永远保存在我的记忆里。
喝茶时，梁先生兴奋地对父亲说：“这些日子太忙了，正到处招兵点将，把全国最优秀的人才集中到北京来。建系时，沪宁一带已经请了一批年轻的建筑师过来，大多是南京中央大学和重庆大学建筑系毕业的。像建筑系的吴良镛、程应铨、汪国瑜、胡允敬、朱畅中……现在都是青年才俊，将来必是擎天之材。还在邀请一些有资格做各部门领导工作的人。像戴念慈、吴景祥、赵深。在香港还有一个学生叫张镈，也准备写信去请他。大国首都的建设不仅急需都市计划人才，还需要建筑设计人才。这可不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有人在国内或国外受过专业训练，却没有实践经验；也有人实践经验很丰富，可没受过系统的专业教育。要找到两全其美，又在同业中有口碑的人才，确是凤毛麟角。土建工程师和建筑师缺一不可，二者只有合作默契，才能造出品味高、效率高，并且经济实用的建筑。这是百年大计呀！”
父亲应答说：“这正是做规划最担心的事。规划做得再好，碰上蹩脚建筑师，就像碰上无厘头化妆师一样，把个羞花闭月的姣好容貌，做成一张大花脸，岂不是啼笑皆非。”
梁先生说：“衣服买得不顺意，顶多送人或丢掉；哪怕媳妇讨得不称心，一拍两散就是了。如果一片片的房子盖得不伦不类，那就是几十年上百年也无法纠正的错误。”
父亲说：“全世界再也没有第二个北京城，我真是诚惶诚恐，唯恐愧对先人和后人。北京是传承了几千年文明史的瑰宝，规划时要像爱护自己眼睛一样，不然就是千古罪人，会像秦桧一样遗臭万年的。”
父亲说：“梁先生的眼睛一下子亮了，把茶杯举起来，和我的茶杯碰了碰说，为志同道合，一见如故！”
那天的下午茶，梁先生只约了我们一家人，大约是想和父亲单独谈谈，多了解一些父亲以前的经历。他代表清华建筑系向父亲发出邀请，请父亲每周到建筑系讲一次规划学。他说，清华有一个专门研究北京城建问题的小组，还要介绍父亲认识建筑系的“四大金刚”：程应铨、汪国瑜、朱畅中和胡允敬。梁先生亲自带他们一起出席北京城市建设的各种会议，让他们尽快进入规划的实践领域。城市规划专业在全世界都是非常年轻的科学，在中国更是从零开始，几乎要先进行启蒙教育。
林徽因插话说：“最近有些机关部委，自己圈块地就盖起了房子，好像切一块豆腐那么简单。根本不知道要征询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的意见，更不知道要事先征得有关部门批准。这样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如果连批地皮的人也不懂城市规划为何物，问题就更大了。”
梁先生说：“那就不是问题大，而是太可怕了。北京城需要整体保护，绝不可伤筋动骨的。”
父亲说：“西方工业革命的前车之鉴，中国不能重蹈覆辙了。当年曼彻斯特由于无秩序无计划地使用土地，住宅区和工业区混杂交叉，结果是水源污染、空气恶浊、瘟疫流行，曼彻斯特人口的平均年龄不到二十九岁！”
林徽因立即情绪激动地说：“伦敦、纽约何尝不是如此？半个世纪前的拆烂污，几十年都揩不干净。规划做不好，贻害百年。过去洋人在中国横行无忌，零敲碎打地乱造些不伦不类的洋房，有些建筑简直是恶俗不堪，在他们国内都是不入流的，却到我们这儿来耀武扬威，破坏了堂堂古都的优雅格调。今后这种荒唐事休想在北京重演。”
父亲和梁思成夫妇年龄相距十几岁，但谈起城市建设和城市规划，似乎有说不尽的共同语言。父亲的一口宁波官话谁听起来都费劲，不得不改用英文交谈。林徽因突然兴奋起来，她感慨地说：“这么多年，还没碰到过一个英文这么漂亮的中国人，真过瘾呢！”她歪着头，好像要重新认识、打量眼前这个肤色黑得像马来人一样的“陈先生”，并亲昵地改称他为“占祥老弟”了，“喂，占祥老弟，你是地道的中国血统吗？”
“徽因大姐，你以为我是菲律宾土著吗？”父亲也歪着头，睁大眼睛盯着林徽因，把原来称呼的“林先生”改成了“徽因大姐”。
“那你为什么英文说得那么好，中文说得谁也听不懂呢？”
父亲说：“浙江话也是中文嘛！”
梁先生说：“没关系，我们都是语言天才，不消两个礼拜，就能听懂你的陈氏宁波官话。”
林徽因说：“还是让他用英文讲课吧，这样效果一定更好些，建筑系学生的英文水平都不错的。”
从此，父亲在清华每周一次的上课，用他蹩脚的宁波官话，实在用中文讲不清的概念就改用英文词汇替代，或索性都讲英文。父亲总是每周上课的前一天下午从城里赶到清华，当夜就住在梁先生家里，第二天上完课再返回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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