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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母亲今年92岁，眼不花耳不聋，手脚麻利，思路清晰。平时除了买菜烧饭，打扫卫生，照顾我父亲外，就是喜欢缝缝补补。回顾母亲的一生，在她身上留下了深刻的时代烙印，她既平凡又不平凡。
精减回乡
~年的三年自然灾害，给新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特别是粮食供应十分紧张。为此，党中央国务院决定从年起，精减部分职工和城市人口。我父母是同一单位的职工，父亲又是党员干部，理应带头回乡。于是母亲和我们兄妹三人被列入了精减对象。
记得年国庆节前一天下午，我和同学们正背着书包放学回家，在校门口看到母亲右手抱着弟弟，左手牵着妹妹来接我。母亲接我放学，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在回家的路上母亲对我说，今天是我在杭州读书的最后一天，国庆节后，她要带我们三兄妹回老家去。听了母亲的话，我一点也不惊讶，也感觉不到舍不得。相反，萌生出一种莫名其妙的兴奋。因为去年夏天我到外婆家度夏，刚巧碰到在南京大学读书的舅舅放暑假回家。他对我说，我老家在离这里十里地的桃源公社山泉许村。那是一个群山环抱的小山村，中间有一块盆地，有田有池，一到春天满山遍野都绽放桃花和梨花，十分漂亮。那里取名桃源，很有可能同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有关。这是我第一次听说桃花源，所以，一直心存好奇，盼望着能到老家去看看。
国庆节后的第三天，我们全家在南星桥轮船码头上船，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航行，来到了尖山镇。在尖山换上摇橹船，进凰桐江，过新河口，沿着弯弯曲曲的河道，来到了老家的村口。少年不知愁知味。我第一个登岸，映入眼前的景色几乎同我舅舅描绘得一模一样，我异常兴奋。奶奶拉着我的手对我说：“这里有山有田有湖，只要勤快，人是饿不死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村的落后面貌使我逐渐回归了平静。农村没有电，一到晚上就要点煤油灯，碾米也全靠人工椿（记得年底才通电）；上学读的是复式班，四个年级一个教室一个老师。这边读“啊、喔、鹅”那边念“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甚是热闹。到了五六年级，就要到邻村的十三房去上学。
到了农村，母亲面临的困难压力山大。一边要带三个小孩，解决一家4口人的吃穿。一边要下田劳动挣工分，早晚还要抽时间上自留地种菜种瓜。我家的自留地是大队调剂的土砾地，土地中布满2-4公分大小不等的小石子。这样的地里菜长不大，种出来的番薯坑坑洼洼，有的番薯还镶嵌着小石片。每当这时母亲就会说，农作物生命力顽强，只要有空间，总要争一片天地。人要向它们学习，要有目标，不怕困难，永往直前，只有这样，才会争得自己的一方天地。她的这些话，我至今记忆犹新。
母亲精减前是杭州市第一碾米厂的化验员，业务精湛。到农村没有多久，她的这项技能优势就显示了出来。那时农村要缴公粮，收获的稻谷如果晒得太干，碾米时容易碎，甚至变成粉。晒得不干，又容易发芽变霉，难以储存。所以，收公粮的工作人员把关很严。母亲晒谷把关后，我们小队上缴的公粮从来没有被退回来过。其他小队的人知道后，纷纷叫母亲传授技术，或请她把关。从此，我们大队上缴的公粮，几乎没有返工。母亲在农村还组织姐妹们搞过试验田，据说当年收割时，公社还派员验收。其他稻田当时亩产只有多斤，试验田竟然亩产达到斤。
年买的“无敌牌”缝纫机。
母亲在农村的生活十分艰苦，我父亲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他根据母亲聪明灵光，手脚麻利，吃苦性强的特点，在年底，东借西凑买来了一台“无敌牌”缝纫机，叫母亲学做裁缝，尽量减少农田的体力活。据父亲讲，他当年为了还买缝纫机的钱，省吃俭用，限定每月伙食费9元，其中6元买饭票，3元买菜票。菜票平均下来每天只有一毛钱，只好早餐用2分，中餐用4分，晚餐用4分。有时一块霉豆腐吃二餐，生活十分艰苦。
缝纫机买来后，我母亲从做3个小孩的衣服入手，拆开旧衣服打样，没多久，做出来的衣服和买的没有什么区别。母亲毕竟在城里呆过，见过世面。她给妹妹做的套装——上身白衬衣，下身天蓝色背带裙，再配上红领巾，当时真当羡慕煞全村的小女孩。为了学做中式服装，母亲专门到新河口拜先仁师傅为师。由于做事用心，不出二年，她的手艺已家喻户晓，可以给全村老少做衣服了。
特殊期间，处处要割资本主义尾巴。尤其是木匠、泥瓦匠、蔑匠等手工艺者，不能随意收费，要按考试等级标准收取工钱。裁缝自然也是如此。听我母亲讲，她们当年集中在公社里统一考试，考试由主管工业的朱文才主任主持，规定13分钟内做一条短裤。母亲手脚快，针脚均匀，不到10分钟就完成了任务。最后，先仁师傅和我母亲得分最高，每天可按1.3元的标准收取工钱，其他的按每天8角的标准收取工钱。公社统一组织考试后，还专门给大家发了一张经营范围、收费标准的证书。我家的那张证书，母亲用镜框装好挂在墙上。我想她当年这样做，是有安民告示的意思。
随着时间推移，母亲的手艺越来越好，影响也越来越大。除了做本村男女老少的衣服，附近几个村庄也经常来请她做衣服。农村讲究吉利，因母亲生了2个儿子1个女儿，这在当时看来是最理想的家庭结构，所以，这些村结婚盘帐子，做催生衣，都要请我母亲去做。这样我母亲除了农忙季节参加田间劳动外，其他时间基本上都排得满满当当。特别是进入腊月，每到晚上，一些村民都会自发到我家，名曰“陪伴”母亲，实际上是来催促母亲先给她家小孩做衣服，以免误了正月初一穿新衣服的习俗。那时大家比较穷，但正月初一是一定要让自己的孩子穿上新衣服的，否则，小孩不肯起床。马松太公有6个女儿，实在没有办法给每人做一套新衣服，只好老大做全套新的，其他都只能做一件新衣服，裤子么老大的给老二穿，老二的给老三穿，依次类推。记得那年最小的女儿新衣服做好，已经是正月初一下午三点了，她看到新衣服才高高兴兴地起床。每到年底，母亲常常废寝忘食，加班加点，有时忙个通宵，饿了吃颗糖，母亲的胃病就是那时落下的。由于母亲忙于做衣服，我家的年夜饭，几乎都是墙门里尧仁太婆、钦乔太婆帮忙烧的。
改革开放前，我老家一带乡镇企业已蓬勃发展。当时公社领导商量后，决定要我母亲牵头办一个服装厂。办企业谈何容易，但母亲硬是找人员，拉业务，把服装厂一步一步地建起来。人员从最初的7~8个人，发展到鼎盛时期的72人。业务从做手套、书包、劳保服装到出口服装，只要能挣钱都做。辛勤的劳动换来了收获，那时厂里的工人一天能挣到1.2元钱，除缴大队8角记十个工分（十个工分一般能分红3角钱）外，其余都归自己。这样工人也高兴，大队也高兴。我那时在部队服役，记得有个高中同学专门给我写信，想进母亲办的服装厂。可见当时的服装厂，人们是多么想往。
返回杭城
年，母亲根据国家政策回到了杭州。但由于年龄偏大，原先精减单位迟迟未能按排工作。当地居民区的领导知道后，认为我母亲会做裁缝，办过企业，就热情邀请她在居民区办一家企业，以解决待业青年的就业问题。
与其无期限地等待，到不如先做起来。母亲是一个说干就干的人，不久，一家服装企业在小河居民区的“三八食堂”正式开张了。业务自然是从做手套开始，但由于这些待业青年以前没有碰过缝纫机，母亲就从踏边，控制针脚大小等手把手地教，不出半个月，这些青年已能做出像模像样的产品。那时待业青年做一天临时工只有8角钱，俗称“八角头”，而在居民区服装厂做一天，有1.2元，家长高兴得合不拢嘴，年青人在挣到钱的同时又学会了缝纫技术，也很有成就感。
在杭州办企业比农村容易多了，为了畅通产品的供销渠道，母亲打听到浙建预制厂的领导住在本居民区，于是主动登门拜访。预制厂的领导是个有情怀的人，听说是为了解决待业青年的就业，当即答应拿出一部分工作手套给小河服装厂加工。产品销路有了保障，服装厂就很快运转起来。
随着时间推移，母亲又从其他服装厂接到业务，做的品种也从手套扩大到服装。听母亲讲，当年最好销的衣服，是她从“六一服装厂”买料子做的“田鸡皮”（儿童穿的倒背衣），做好就买光。那时在“三八食堂”还有一家区办福利工厂，由于加工产品经常断档，有的“残疾人”常常随意上街溜达，成了安全隐患。母亲知道后，从其他服装厂买来废布料，教他们拆围丝。这样一来，不仅解决了安全隐患，而且还使他们多挣钱。工作之余也很有成就感，走起路来个个昂首挺胸。
母亲在居民区办企业的事，很快传到了街道。街道管工业的孙洁主任多次到企业调研，把居民区办企业，解决待业青年就业，特别是帮助福利企业拓展产品渠道等事迹写成材料，上报区市，得到了上级的充分肯定，母亲也成为宣传的典型。
改革开放初，全国各地都兴办企业，街道也一样。但摊子铺开后，往往找不到合适能干的人。孙洁主任发现我母亲后，经同居民区多次协商，把我母亲调到了街道企业。母亲调入的企业，以前是一家拣破布兼做油布雨伞的企业。30多个工人年龄大多数在50岁以上，厂房虽说是刚建的，但在田野中，孤零零的几排房子，看起来十分萧肃。最要命的是窗户没有玻璃，全部用塑料纸代替，一到冬天四面漏风，工人们冻得骨头嘎嘎响。
母亲到企业任供销科长后，曾引起了一些人的议论：“街道怎么招了个大妈来，这企业还有啥希望。”母亲不理会这些，她从厂长那里了解到厂里的实际困难后，在外面跑了三天，最后在区人武部领导的帮助下，搞到了几箱玻璃。第四天玻璃拉到厂里，装上，全厂职工的眼睛都看直了，真想不到新来的供销科长有这么大的能耐。要知道这厂房建好已近二年，一直采购不到玻璃。
那时企业主要做油布雨伞，有时有订单没有桐油，工人只好歇工。所以，厂长常常为桐油脱节而苦恼。母亲知道这一情况后，又出马了。她打听到原先精减单位的厂领导已调到市燃料公司，就马上找到老领导，希望能帮助解决桐油。老领导比较开明，他认为我母亲是精减职工，回城后原单位理应安排工作。现在自谋出路，碰到了困难，大家应该帮助解决。在老领导的帮助下，母亲不仅搞到了桐油柴油，而且还拿到了配额。即一个月供应1桶桐油1桶汽油2桶柴油。要知道在计划经济时代，能搞到配额，那是要有相当充分的理由。配额搞到后，企业要有相应的名称才好划拨。在母亲的建议下，原来的企业更名为“杭州伞厂”。
母亲到杭州伞厂的“三斧头”，不仅解决了企业多年来解决不了的困难，也为她自己树立了威信。
杭州伞厂虽然是个街道企业，但我母亲认为只做油布雨伞是没有出息的。为此，她向厂长建议，要做直柄伞、折叠伞。当时母亲在厂长眼里已经是一个大能人，他听了母亲的具体想法后全力支持。母亲买来了各种时髦的直柄伞、折叠伞，和技术科的王斌章师傅（王斌章师傅后来创办了天堂伞厂）一起研究伞的结构和材料。后来知道其他伞厂的骨架是协作单位生产的，马上采购了一批伞架进行试装。因为有做油布雨伞的功底，再加上王师傅技术好，几次小试后，就做出了十分漂亮的雨伞。
杭州伞厂虽然是个小厂新厂，但在不明底细的外地人看来，这块牌子响当当，甚至比西湖伞厂名气还要大。所以，一听说杭州伞厂要做直柄伞和折叠伞，各地做伞的乡镇企业纷至踏来。母亲办过企业，知道“质量和诚信”是企业的立身之本，为此，她亲自到各地考察。母亲晕车，但为了产品质量，频繁到外地考察、抽查、验货。那时去黄岩要走回墅岭，弯弯曲曲的盘山公路，常常弄得母亲翻江倒海。但不管怎么难受，一到目的地，她简单洗漱一下就去企业。由于母亲要求高，把关严，最后确定的黄岩、余姚、慈溪几家乡镇企业，一直合作得比较愉快。杭州伞厂也办得红红火火，当年名气很大的“水仙牌”雨伞，就是杭州伞厂生产的。
退而不休
年和年，我父亲和母亲为了让弟弟妹妹顶职先后退休。父亲到一所学校做会计，母亲在家照顾年迈的外婆。没过几年，外孙、孙子、孙女先后出生了，欢乐之余，又给父母增添了无穷的压力。父亲辞去了工作，和母亲一起带孙辈。那时我们兄妹三人都比较忙，早上把小孩抱到父母处，到晚上才接回。父母既要给三个小孩吃喝，又要把尿洗刷，忙得团团转。特别是母亲，趁小孩午休时，还要见缝插针地给他们做衣服。我们家三个小孩的衣服，基本上都是母亲到钱江小商品市场买布料做的。
母亲给孙辈做衣服，一直做到他们上小学。去年91岁的她，又开始给重孙做衣服了。记得当年我外甥穿着母亲做的衣服上幼儿园，幼儿园的老师和家长都称赞不已，有的家长还专门找上门来叫我母亲做衣服。
母亲的近照。
我母亲比较传统，每到清明节、端午节、冬至和过年，她都要包清明饺子，烧乌米饭，做麻团，包粽子，那时不仅我们三兄妹家能吃上这些应节食品，而且，左邻右舍都能尝到味道。我外公去世得早，母亲十五岁就当家，从小养成了勤俭持家，吃苦耐劳，不怕困难的精神。有段时间我弟媳妇身体不好，她不顾年迈体弱，买菜烧饭，打扫卫生，照顾得无微不至。前几年我们兄妹几人看着父母年纪渐渐大了，想给他们找个保姆照顾一下，母亲硬是不要，她认为自己还做得动，不必麻烦别人。
母亲虽然没有做出过惊天动地的事情，但她合着时代的节奏，一直迈着坚实有力的步伐。她那正直善良，乐于助人，勤俭节约，任劳任怨，不怕困难，积极进取的精神，也一直鼓励着我们前进，并成为我家的传家宝。母亲平凡又不平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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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年5月10日发表于潮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