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癜风怎么治疗 http://m.39.net/baidianfeng/a_4769980.html导读：西方历史哲学家柯林伍德说过：“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意思是说历史是由思想造成的。这句话同样适用于词，可以说，词史也是思想史。词人选择什么样的风格，或俗或雅，或婉约或豪放，必然有其考虑在内。而个人是社会的产物，个人的思想必然受到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要么反映，要么反抗。
朱彝尊作为清初词坛的执牛耳者，他的体物词风，扭转了清初延沿袭晚明艳情词的风气，可以说，他对整个清词的贡献，难以磨灭。而他又是如何，从前期的主情词风，到后期抑情的体物词风呢？
从晚明艳情词到朱彝尊的体物词风
艳情词在中晚明的风靡，与作为主流思想的阳明心学极其末流泰州学派不无关系。王阳明提出的“致良知”肯定人类情感甚而率性而为，心学末流泰州学派于主情率性之说尤为激进，常借《中庸》“率性之谓道”一语中的“率性”二字论道，而将其中道德的内涵剔除，推出自然情欲论。
如李贽持“童心”说，以为童心是“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其实质是要充分满足人自然的欲望要求，故“氤氲化物，天下亦只有一个情”。
主情思潮促进了中晚明文学中写情风气的形成，大量写情小说及戏剧出现，其等而下之泛滥为淫秽文学。在词中，对情的偏重也成为主流。
王世贞以为词“婉娈而近情也，足以移情而夺嗜”，“词须宛转绵丽，浅至儇俏，挟春月烟花于闺幨内奏之，一语之艳，令人*绝，一字之工，令人色飞，乃为贵耳。至于慷慨磊落，纵横豪爽，抑亦其次，不作可耳。作则宁为大雅罪人，勿儒冠而胡服也”。
王氏论说影响极大，“作则宁为大雅罪人”成为后来填词者的宣言。过度地主情，把“情”拘系于闺阁，造成了明词中艳、淫、俗的出现。陈子龙主盟晚明词坛，以《花间》为宗，他虽努力矫正明词中的淫与俗，但做法不过是扬汤止沸。
其《三子诗余序》云：“夫风骚之旨，皆本言情。言情之作，必托于闺襜之际。”可见他尚未脱离明代词学思想的窠臼，依然受泰州学派主情思潮影响，并将这一余风推及清初。
心学发展到明清之际，弊端百出，学者有鉴于此，强调以经学考据为根本的客观之学。梁启超即以考据学囊括清代学术思想，并认为考据学派“发源于顺康之交，直至光宣，而流风余韵虽替未沫，直可谓与前清朝运相终始”。
清初经学考据最著者当推顾炎武和阎若璩，顾炎武高标经学即理学，主张博学于文，阎若璩认为古人之事应无不可考者。
朱彝尊与顾、阎都有学术交往，也以博雅的考据著称。三人常被相提并论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集》评价朱彝尊说：
“竹垞先生生平好古，自经史子集及金石碑版，下至竹木虫鱼诸类，无不一一考索。……顾宁人先生不肯多让人，亦以博雅称许之。”
朱彝尊以经学考据为根本、博识多闻的治学方式直接影响到其文学创作。他认为“文章不离乎经术”，“诗篇虽小技，其源本经史”，“论诗必以取材博者为尚”。这种博搜穷究的治学精神也体现在编纂《词综》的过程中。
除淡化情感的写作方式步趋考据客观性外，朱彝尊的咏物词也体现出博物的特点，如《金缕曲》三阕咏水仙花，禁用湘妃、汉女、洛神事，《雪狮儿》三阕咏猫三阕，征事无一同者。
又在晚年编定《茶烟阁体物集》时，将词以类书方式编排，分为节气、生活用品、美人器官、植物、动物等系列，并于词末注释典故来源，铺采摛文，展示博学，俨然一部类书。
身处同一外在环境，为何朱彝尊与陈维崧的咏物词呈现不同风格呢？除去自身性格、经历以及由此形成的词学观念外，经学考据也是造成二人区别的重要因素。中国士人有三不朽传统，而正如顾贞观所说：
“立德非旦暮间事，立功又未可预，必无已，试立言乎？”
立言是清初士人传续生命价值的普遍选择。立言载体又分多种，在清初士人心中，其上为经史，其次为诗歌古文，又其次为词曲、戏剧等。朱彝尊以经学闻名，亦欲以此传世，故用心在此，视词为小技，晚年更是弃词专力于经学。
而陈维崧未能以经学、诗歌闻名于时，故一度废诗专注为词，并努力将词提高到与诗、经、史并列的地位，故其咏物词多重意，与朱彝尊淡化情意、以游戏态度为之迥异。
以经学考据为根本、博识多闻的治学方式对朱彝尊体物词风的形成起了引导作用，然而其治学方式在其词的创作前期即已形成，为何其咏物词前期以托意方式写作而后期以体物方式写作呢？
考察某一词风，既需弄清导致它变成如此而非他样的引导力，又需明白导致原先词风不得不变的压迫力，二者缺一即不能解释通透。因此，探求朱彝尊体物词风的形成，还需了解导致他不得不做出改变的境遇。
环境对朱彝尊词风的影响
社会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来源。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自明代中叶开始，社会上形成了一股侈靡之风。即以服饰而言，明初*府对衣冠服饰有各种规定，总体上衣着比较朴素，至明代中期，开始趋于奢华鲜丽，至明代晚期，服饰上的奢靡发展到变态程度，李乐《续见闻杂记》记载万历年间：“熟闻二十年来，东南郡邑，凡生员读书人家有力者，尽为妇人红紫之服，外披内衣，姑不论也。”
宴饮方面，据《江阴县志》记载，嘉靖时期，普通人家宴会的菜肴以八品为限，至明末则互相攀比，叶梦珠《阅世篇·宴会》记载普通人家宴会的菜肴有多至二三十品则，若十余品乃是寻常之会。
侈靡风俗的又一重要表现是娼妓行业大盛，明初限制妓院发展的各项法律规定到晚明时已经形同虚设，谢肇淛《五杂俎·人部四》记载：
“今时娼妓布满天下，其大都会之地动以千百计，其他穷州僻邑，在在有之。”其中翘首当推南京。
而为提高行业竞争力，不少娼妓学习了诗书琴棋之属。如周文善诗，文人每招其“即席分韵，以为风流事”；陈圆圆善演弋阳腔戏剧，每一登场，明艳出众，观者为之断*；马湘兰本名马守贞，能诗善画，尤擅画兰竹，故有“湘兰”之称。其他如柳如是、董小宛、李香君等，都是色艺双绝，“扬州瘦马”亦以此闻名。
娼妓艺术修养提高，助推了文人狎妓之风。吴伟业与卞玉京，陈子龙、钱谦益与柳如是，龚鼎孳与顾横波，侯方域与李香君，冒襄与董小宛，等等，留下无数风流韵事。狎妓于文人而言，除了实现生理快感，高雅的艺术活动与两情相悦也激发了他们的文学创作。
徐轨《本事诗后集》曰：“梅村先生蹑屐东山，纵情声妓，当歌对酒，只字流传，人争购写。”相对于其他文体，本供嘌唱于酒筵歌会的小词与妓女关系更易密切，徐喈凤《荫绿轩词证》记载：
“今人工小词，便放浪于酒旗戏鼓，柳巷花街，不复检顾身名。此不独为大雅罪人，真是名教罪人矣。作词者最宜猛省。”
龚鼎孳的《白门柳》一卷专记其与顾横波情事，陈子龙不少词为柳如是写，朱彝尊的《静志居琴趣》固无论，其《江湖载酒集》中就有大量赠妓之作。
奢靡的风俗并未随着明朝的灭亡而立即结束。“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有识之士如顾炎武等总结明亡的教训，归之于社会风俗败坏，并痛呼疾首移风易俗。其《日知录》云：
“今之词人率同此病，淫辞艳曲，传布国门，有如北齐阳俊之所作六言歌辞，名为《阳五伴侣》，写而卖之。在市不绝者，诱惑後生，伤败风化，宜与非圣之书同类而焚，庶可以正人心术。”
更是将锋刃直指淫靡的文学作品。然而由于顾炎武的遗民身份，毕竟难以取得云合响应的效果。清*府虽也出台相关的禁令：“顺治九年（）题淮，坊间书贾，止许刊行理学*治有益文业诸书。其他琐语淫词，及一切滥刻窗艺社稿，通行严禁。违者从重究治。
康熙二年（）议准，嗣后如有私刻琐语淫词有乖风化者，内而科道，外而督抚，访实何书，系何人编造，指名题参，交与该部议罪。”但其*策此时重在武统，并未对风俗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且此时仕途进入路窄，许多文人流寓江湖，所受约束较少。
至康熙十七年（），康熙帝决定于次年开博学鸿儒科招揽文士，也标志着清*府的*策重点即将由武统转向文治，这一事件也是清初词坛的转折点。一般而言，越靠近最高统治者，文人的心理紧张程度越高，对自己的行为也会约束得越紧，反之亦然。
孙遹在顺治十六年（年）考中进士，授中书舍人，但两年后因“江南奏销案”落职，流寓广陵，与王士禛、董以宁、邹祇谟等相互酬唱，创作了大量艳词，有“吹气如兰彭十郎”之称。处江湖之远的彭孙遹在面对艳词与礼法的冲突时，对礼法不屑一顾，其《沁园春》云：
“念久与周旋，我宁作我；任教礼法，卿自从卿。”
博学鸿儒科中，彭孙遹获一等第一，却差点为所作艳词相累。“其《延露词》三卷，清绮缠绵，多神妙语。然当时有黠者，摘其书中秽词，谓：‘如此淫狎，何以独冠多士，况宏博乃逸世大典，不将遗笑后世乎？’有司乃以其词进呈乙览，圣祖大怒，欲劈其书板，降其名次，后以某转园，乃寝。”这一事件使彭孙遹悔其少作，“每自出价购之，百钱一本，随得随焚”。
彭孙遹的心态也是当时多数艳词作者的一个缩影，汪懋麟《词话》记载：“士大夫以勋业道德相高者，鲜不以声韵之学为病。然寇平仲、韩稚圭、范希文、司马君实，以至朱考亭、真西山、许鲁斋、吴草庐诸先生，皆未尝以填词为讳。而时贤则务修饰为敬慎，甚有少时所作艳体诗，久且追悔，谬言伪作，恐妨吾他日俎豆，亦先贤之罪人矣。”朱彝尊早年谋食四方，“南逾岭，北出云朔，东泛沧海，登之罘，经瓯越”，酒筵歌会，流连声妓，无论是漂泊词还是艳情词，都感情充沛。
其《陈纬云红盐词序》云：“予糊口四方，多与筝人酒徒相狎，情见乎词。”而一旦进京参加博学鸿儒考试，中选后入史局参修《明史》，心态与生活环境都发生很大改变。向之恣意纵情不得不收敛为小心翼翼，扶醉寻钿也换作每天“骑驴入史局，卯入申出”的案头笔耕。
其《荇溪诗集序》曰：
“予舟车南北，突不暇黔，于游历之地，览观风尚，往往情为所移。一变而为骚诵，再变而为关塞之音，三变而吴伧相杂，四变而为应制之体，五变而成放歌，六变而作渔师田父之语。”
这段话虽然说的是诗，但同样适应其词。如果说《江湖载酒集》对应着关塞之音，则《茶烟阁体物集》为应制之体，是繁忙公务之余二三同僚之间的相互酬唱。没有了东西游走与声妓歌女，自然也不会有前期的充沛情感。
结语
清初文字狱固然对文人的创作有影响，但笼统地将朱彝尊体物词风的主因归于此，则无法解释其前期词风以及处于相同背景下陈维崧的创作。而且，博学鸿儒科试卷中，亦有不少答卷犯忌，康熙帝为了笼络人才，也都予以宽容通过。
朱彝尊早年虽然参与抗清活动，但经过皇帝这次亲拔入一等，其心态已发生改变，他深以为荣，甚至收集相关材料，想辑成《鹤书集》来记录此事。可以说，朱彝尊已完全被新朝驯化，若在此心态下再写作类似《乐府补题》的寄托感慨，则过于矫揉造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