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仙（NarcissustazettaL.var.chinensisRoem.）：又名中国水仙，是多花水仙的一个变种。是石蒜科多年生草本植物。水仙的叶由鳞茎顶端绿白色筒状鞘中抽出花茎（俗称箭）再由叶片中抽出。一般每个鳞茎可抽花茎1-2枝，多者可达8-11枝，伞状花序。花瓣多为6片，花瓣末处呈鹅黄色。花蕊外面有一个如碗一般的保护罩。鳞茎卵状至广卵状球形，外被棕褐色皮膜。叶狭长带状，蒴果室背开裂。花期春季。
水仙性喜温暖、湿润、排水良好。在中国已有一千多年栽培历史，为传统观赏花卉，是中国十大名花之十。
水仙鳞茎多液汁，有毒，含有石蒜碱、多花水仙碱等多种生物碱；外科用作镇痛剂；鳞茎捣烂敷治痈肿。牛羊误食鳞茎，立即出现痉挛、瞳孔放大、暴泻等。
植物学史
中国水仙的原种为唐代从意大利引进，是法国多花水仙的变种，在中国已有一千多年栽培历史，经上千年的选育而成为世界水仙花中独树一帜的佳品，为中国十大传统名花之一。
引进
最早记载水仙传入中国的可靠文献是段公路《北户录》中的一段文字：“孙光宪续注曰，从事江陵日，寄住蕃客穆思密尝遗水仙花数本，摘之水器中，经年不萎。”是说寄居江陵的波斯人穆思密赠送给孙光宪几棵水仙花。孙光宪是晚唐五代花间派的重要词人，当时在高季兴南平国所辖的江陵任职，江陵相当于今湖北荆州。因此大致可以肯定，中国水仙的确是由外国传入的，时间在五代或稍早一些的唐末，首传地点有可能就在湖北荆州一带。屈原行吟泽畔的形象与希腊传说中那喀索斯（Narcissus）这一水边自恋的神灵颇有几份神似，当时传来水仙的蕃客移民入乡随俗，遂以水仙这一楚国故里对屈原的乡土称呼来替代这一西洋的神异命名。这应该就是水仙这一中文名称的来源。
宋元
水仙传入荆州后，就首先在这一地区种植传播开来，此后北宋时期歌咏水仙的文学作品也高度集中在以湖北荆州、襄阳为中心的鄂北和豫西地区。黄庭坚称赞水仙“含香体素欲倾城，山矾是弟梅是兄”（《王充道送水仙花五十枝，欣然会心，为之作咏》）
到了南宋，水仙的传播就更为广泛，整个江南地区都有了水仙的踪迹。栽培中心移到了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和闽、浙沿海地区，这在南宋的诸种方志中都有记载。水仙的商品生产也在这一代兴盛起来，如南宋刘学箕《水仙说》记载建阳（今属福建省南平市）园户所植水仙“若葱若薤，绵亘畴陌”。
南宋闽、浙沿海地区水仙种植的兴起，有着生物学和社会学等多方面的原因。东南沿海是海外贸易的集散地，很容易直接从海外获得外来物种，原产于地中海沿岸的水仙也更适宜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种植，而两浙、闽北邻近当时的京城临安，是当时政治、经济和社会人口的重心地区，又有利于这一观赏消费性物种商品生产的发展。这一生产种植的情景，奠定了此后中国水仙种植分布的基本格局和相应的产业传统。
元代水仙栽培分布基本延续了南宋的状况，查阅《宋元方志丛刊》中元代方志，《（大德）昌国州图志》（治今浙江舟山市）著录当地的物产，花类中便有水仙。文学艺术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在元代，无论是以水仙为题材的文学作品还是绘画作品，其作者生活区域也都高度集中在苏、浙、闽一带，反映了元代水仙栽培分布的特点。
明清
明清时期，水仙的种植范围进一步扩大，除浙、闽、鄂、湘外，皖、赣、黔、川、滇、桂、琼等地志乘中都有了关于水仙的记载。如《（嘉靖）广德州志》（今属安徽宣城市）、《（嘉靖）南安府志》（治今江西省大庾县）、《（嘉靖）普安州志》（治今贵州省盘县）、《（嘉靖）洪雅县志》（今属四川眉山市）、《（万历）雷州府志》、《（康熙）云南府志》、《（乾隆）广西府志》物产中都著录有水仙。
江苏南部的水仙种植有了明显的发展，形成了一些著名产地，出现了不少优良品种。嘉靖王世懋《学圃杂疏》称“凡花重台者为贵，水仙以单瓣者为贵。出嘉定短叶高花，最佳种”。万历于若瀛《金陵花品咏》水仙序也说“水仙江南处处有之，惟吴中嘉定种为最，花簇叶上，他种则隐叶内”，都是说产于嘉定（即嘉定县，明代属苏州府，今属上海市）的水仙单瓣、短叶、高花，品种优质。万历周文华《汝南圃史》“吴中水仙唯嘉定、上海、江阴诸邑最盛”，也可印证。除以上所说几个盛产水仙的地区外，吴县（今江苏苏州）也出产水仙，该县水仙主要出自“光福（引者按：今吴中区光福镇）沿太湖处”。查阅明代苏州方志，《（正德）姑苏志》、《（嘉靖）吴江县志》、《（嘉靖）太仓州志》物产中也都著录有水仙。
种种迹象表明，明代嘉靖以来，苏州嘉定、吴县一带成了水仙种植的中心地区，影响很大。此外，杭州海宁县钱山也以出产水仙著称，曹学佺《杭州府志胜》载“钱山，产水仙花”。明末北京还出现了水仙的繁殖基地和贸易，崇祯刘侗等《帝京景物略》“右安门外南十里草桥”，“居人遂花而生。入春而梅，而山茶，而水仙”，都说明了明代水仙传播范围的扩大和市场化的发展。
苏州水仙种植兴盛，声名远播，在清代进一步市场化，销往广东，这一状况一直延续到了乾隆年间。乾隆毕沅《水仙》诗注：“邓尉山（引者按：位于今吴中区光福镇）西村名熨斗柄，土人多种水仙为业。”清初屈大均《广东新语》载“水仙头，（引者按：鳞茎）秋尽从吴门而至，……隔岁则不再花，必岁岁买之”。乾隆张九钺《沁园春·耿湘门以水仙见贻》注：“水仙自吴门或飘海或度岭来羊城。”说的都是苏州水仙贸易到广东的情形。而此时金陵（今江苏南京）的水仙也开始兴盛。清初李渔《闲情偶寄》：“金陵水仙为天下第一，其植此花而售于人者亦能司造物之权，欲其早则早，命之迟则迟。……买就之时给盆与石而使之种”，说的就是金陵水仙的生产和贸易情况。
康熙中后期，水仙种植的重心再次转移到了福建，漳州水仙异军突起。福建是中国水仙的传统产地，南宋时建阳一线即以盛产水仙著称，明代《（弘治）八闽通志》福宁府、福州府、泉州府物产志中都有水仙的著录，但漳州府并没有著录水仙。我们查阅现存其它明代漳州府及其所辖县志，如《（正德）大明漳州府志》、《（嘉靖）龙溪县志》（年刊本）、《（万历）漳州府志》（年刊本和年刊本）、《（崇祯）海澄县志》（年刊本），物产志中都未著录水仙。明末龙溪县学士陈正学在《灌园草木识》中说“漳南冬暖，（水仙花）多不做花”，或许道出了其中的原因。这说明明代漳州有水仙种植，但并不突出。康熙前期，漳州各地的水仙还主要来自江南，《（康熙）漳浦县志》（39年刊本）称“水仙花，土产者亦能着花，然自江南来者特盛”
从康熙中后期开始，漳州府龙溪县水仙开始一枝独秀，产生影响。《（康熙）龙溪县志》（56年刊本）“水仙，岁暮家家互种，土产不给，鬻于苏州”。是说龙溪县水仙种植销售比较兴旺，供不应求。康熙末雍正初出使台湾的黄叔璥在《台海使槎录》写道：“广东市上标写台湾水仙花头，其实非台产也，皆海舶自漳州及苏州转售者，苏州种不及漳州肥大”，可见至迟康熙末年，漳州水仙开始外销，与苏州水仙相媲美，并且形成特色品种，以“鳞茎肥大”著称。到乾隆年间，漳州水仙已超过苏州，《（乾隆）龙溪县志》（27年刊本）：“闽中水仙以龙溪为第一，载其根至吴越，冬发花时人争购之。”说明龙溪水仙开始返销长期以水仙著称的吴越地区。漳州与苏州一起，成了当时最著名的水仙产地，并且有过之无不及。
乾隆以来，与漳州府相邻的泉州府各县以及台湾、广东等地每年都从漳州贩购水仙花头。如泉州府属的马巷厅，《（乾隆）马巷厅志》载“水仙花……不留种，花时取诸漳郡”，台湾《（光绪）恒春县志》记载“水仙皆产自闽漳州，他处不能种焉，故只供玩一春”。
乾隆以后，漳州成了全国水仙种植、贸易和出口的主要地区。从光绪年间开始，漳州水仙不仅经销国内，还自厦门出口远销至美国、加拿大等海外地区，由此漳州成了国内最著名的水仙产地。宣统三年（）厦门海关税务司巴尔称：“水仙球茎种植于两山靠近漳州城的南门，当地存在着引人注目的出口到美国、加拿大的水仙球茎贸易。”（厦门海关《年度贸易报告》）
民国
民国时期，漳州水仙驰名中外，销售范围进一步扩大，内销京、津、沪、粤等各大都市，外销欧、美、日、东南亚等国。年《申报》载：“水仙花之产地散在于漳州府之南门外、日桥附近五里之地黄山诸乡社，一年平均可产三百五十万个，达十万元之谱，其产额最多者为新塘，及蔡均两地方，年各有两万元之产额。次为大梅溪，年约一万元。其它多者六千元，少者一千元。”国内远在东北辽阳府海城县（治今辽宁省海城市）的水仙就购自福建。国外欧美地区城市如纽约、伦敦、巴黎等，每到花季人们都争先购买漳州水仙，成为了当时的时尚。由此漳州水仙出口贸易额也不断增加，民国六年，输出欧美总值最高达元。新中国成立后，水仙生产有了大幅度增加，漳州水仙继续出口到欧美、日本及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是出口换汇的重要产品。
当代
如今，水仙栽培分布多在东南沿海福建、浙江、上海等省市，另武汉、北京、西安和云南、四川等省也见有栽培报道。野生水仙主要分布在闽、浙沿海诸岛。
因为鳞茎生得颇象洋葱、大蒜、故六朝时称“雅蒜”、宋代称“天葱”。之后，人们还给她取了不少巧妙、美丽的名字，如金盏、银台、俪兰、雅客、女星等等。水仙花早在宋代就已受人注意和喜爱。宋代时，有一闽籍的京官告老回乡，当他乘船南返，将要回到家乡漳州时，见河畔长有一种水本植物，并开着芳香的小白花，便叫人采集一些，带回培植。
据《蔡坂乡张氏谱记》载；明朝景泰年间，他们的祖宗张光惠在京都做学官，一年冬天请假回乡，船过江西吉水，发现近岸水上，有叶色翠绿、花朵黄白、清香扑鼻的野花，于是拾回蔡板栽培育成新卉传下。《漳州府志》记载：明初郑和出使南洋时，漳州水仙花已被当作名花而远运外洋了。
年1月9日，中国江苏连云港市民张丙春又培育出了能开出红、黄、蓝、绿等不同种颜色的水仙，因此又叫作彩色水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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